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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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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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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爸爸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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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就该这样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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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引 言(1)

引 言(2)

引 言(3)

引 言(4)

关于“富豪”的定义(1)

关于“富豪”的定义(2)

关于“富豪”的定义(3)

关于“富豪”的定义(4)

关于“富豪”的定义(5)

关于“富豪”的定义(6)

关于“富豪”的定义(7)

关于“富豪”的定义(8)

关于“富豪”的定义(9)

关于“富豪”的定义(10)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1)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2)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3)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4)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5)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6)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1)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2)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3)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4)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5)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6)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7)

富翁的忧虑(1)

富翁的忧虑(2)

富翁的忧虑(3)

富翁的忧虑(4)

下一代的迷茫(1)

下一代的迷茫(2)

下一代的迷茫(3)

下一代的迷茫(4)

下一代的迷茫(5)

下一代的迷茫(6)

贫富鸿沟和“富人国”的未来(1)

贫富鸿沟和“富人国”的未来(2)

贫富鸿沟和“富人国”的未来(3)





引 言(1)


一个国家的诞生

本书源自一份值得注意的统计数据。

2003年,我在为某报纸撰写一份关于华尔街各公司年终奖金情况的日常稿件时,无意中发现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张图表。上面显示的数据表明,1995年以来,美国百万富翁家庭的数量翻了一番,超过800万户。

当然,今天的100万美元跟过去100万美元的价值没法儿比,但是不管我查阅哪一种层次的富有家庭—无论是拥有1 000万美元、2 000万美元还是5 000万美元的家庭—总数都已翻番!

更让人吃惊的是即使在科技热潮退却、经济衰退以及2001年的恐怖袭击以后,美国同样在不停地制造超级富翁。数字表明,这股财富的洪流所及之处远不止硅谷和纽约华尔街,而是遍及整个国家;受惠对象包括各个领域、各个年龄层的人士。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让如此多的人如此迅速地致富。虽然在制造业等方面落后于中国和印度,但在出产百万富翁这个方面,美国现在可是走在世界前列。历史上第一次,美国的富翁数量超过欧洲。

美国百万富翁家庭数(以2004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单位:百万人)

	100万	500万	1 000万	2 500万

1995	3.77	0.55	0.23	0.05

1998	5.43	0.86	0.30	0.06

2004	9.05	1.44	0.53	0.11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关于消费者财务状况的调查)

看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后,我脑中一直萦绕着有关这些富翁的问题。他们是谁?他们是如何致富的?财富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改变着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为什么在这个时时刻刻上演着“百万富翁诞生真人秀”的时代,在这个习惯于财富窥私的年代,我们却对这个群体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编辑同意了我的一项大胆的试验性计划。2003年,我成为《华尔街日报》第一位全职观察新财富时代的记者。我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富人们的世界中—在游艇出没的码头上游荡,溜进慈善舞会,流连于法拉利车行和苏富比、佳士得拍卖行,学习研究信托法、高端投资以及慈善活动的最新趋势,一遍遍地去烦那些豪宅经纪人、私人飞机经纪商、派对组织者和度假村经理。不过我干得最多的还是直接叨扰富翁们。我没完没了地问他们问题,试图让他们公开谈论自己的财富和生活。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真的愿意谈。结果我后来所写的那篇描写新财富文化的文章竟出奇地获得读者们的青睐。

那篇报告就是本书的雏形,但是本书的中心前提—将美国的富翁团体看做一个“国中国”—是后来才成形的,那是在一个游艇俱乐部跟别人的一次无意谈话想到的。2004年,我赴罗德岱堡参加一年一度的船舶展,在码头上偶遇一位得克萨斯州来的游艇主。我们凝视着眼前在码头上排成一长串的上百艘豪华游艇,他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看看这些船,每个船主都拥有巨额财富,他们简直像来自一个新的国家。”

这句话让我沉思良久。今日的富翁的确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事实上,这个国家的财富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多。2004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赚了1 350亿美元—比法国、意大利或加拿大的全国总收入都多。

他们的人数也日益增多,渐渐地他们像是建立了一个完备而独立的新国家,有自己的医疗系统(门房医生)、旅游网络(私人飞机、度假地俱乐部)、独立的经济体(呈两位数增长的收入以及呈两位数增长的通胀水平),还有独特的语言(“谁是你的家政经理?”)。他们不光雇佣园丁,还雇佣“私人园艺师”;他们不是仅仅变得更富有,而是从经济意义上完全成了跟我们不一样的“外国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中国、社区中; 的社区、经济体中的经济体。

他们创造了一个“富人国”!

作为一名外派记者,我踏上探索这个“新国家”的旅程。我花了12个月的时间到处旅行,采访了我能找到的最有趣的“富人国”国民—他们的身家都在1 000万美元以上。他们都是你从没听说过的人,因为今日的富翁们很多都不愿意到处张扬。他们跟我们所熟知的富翁,比如唐纳德•川普、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以及其他那些名列《福布斯》富豪榜前400名的著名人士很不一样。

同时,我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财富文化。除此以外,我发现有的“富人国”国民的致富手段和途径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比如,有人靠卖陶瓷村落模型成为超级富豪。我明白了今日致富的方式已经全然改变—多数机会都是来源于满世界寻找投资机会的巨大财富流。





引 言(2)


我遇到一位创作流行歌曲、乘私人飞机环游世界的木材商,名叫蒂姆•布利克斯赛斯,他是新一代“工作狂富翁”的典型代表,即使在拥有亿万身家后,他仍然无法停止创造新的商业帝国。我还碰到一位热爱风险的企业家皮特•穆塞,他在股票市场上失去了全部身家,金额达数十亿美元,现在他正在计划东山再起。

我参加了棕榈滩社交圈的一场正式晚宴,见识了一位靠泳池玩具起家的商界大亨如何费尽心机地想要爬上上流社会的社交阶梯,结果却在唐纳德•川普的舞厅中当着众人的面摔了个大跟头。我也曾参加一个富翁互助组织的聚会,了解了那些陷入金钱困境需要帮助的超级富翁们如何用一种新式的团体疗法互相帮助。我还在一个富孩子训练营观察了整整一天,看这些“衔着银匙出生”的幸运儿们如何学着去管理他们将要继承的财富。

我曾跳上过当今世界最大的私人游艇,看“富人国”国民是如何重新定义“炫耀式消费”。我也在观察“炫耀式消费”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无论这影响是好还是坏。我在得克萨斯州碰到过一位爱尔兰裔犹太富翁,他将所有家产的一半拿出来为埃塞俄比亚的贫穷问题贡献力量,代表了一种新式的慈善。通过一个叫做“四人团体”的组织(四个富有的科罗拉多人为资助民主党夺取州议会多数职位而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引进了一种新式的、渐进的富人参政方式),我探索了“富人国”的政治倾向。

当然,美国人对这些财富的意见并不一致。一方面,“富人国”国民代表了美国经济最伟大的特质—在美国,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致富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也象征了富人和普通大众之间日益扩大的财富鸿沟。虽然“富人国”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在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脱离美国的主流社会。“富人国”的成功让美国中产阶级的流失变得更加明显。

我此次行程的目的不是要在这场辩论中表明一个立场。我并不打算谴责富人,也无意拔高他们。最好的驻外记者都会想方设法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国家,探索这个国家,并向全世界报道它的故事。对于“富人国”,我怀有同样的目的。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写道:“在所有的阶层中,富裕者是人们最喜欢关注但研究最少的一个阶层。”时至今日,这句话更为贴切。为了了解美国贫富不均的状况,我们首先需要了解 “富人国”和生活在那儿的“国民”。

让我们开始来一次探秘之旅吧。

“富人国”的三阶层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富人们生活在一块由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小而安静的领地上。他们大多上相同的学校,参加相同的俱乐部,持相似的价值观,甚至互相通婚。那时候,“富人国”更像一个“富人村”而不是真的国家。在“富人村”里,纯正的血统和良好的家庭教养跟充盈的银行账户一样重要,大多数村民都是生而富有,财富也大多来自石油、化工、钢铁、房产和制造等行业。

那时,新产生的富人很少,因为 “富人国”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触到新的经济优势,而且当时的主流文化和政治都不鼓励个人获得巨额财富。1982年,当《福布斯》财富榜第一次发布时,全球最富有的人是一位生性节约的运输大亨,他名叫丹尼尔•路德维希,身家20亿美元。排名在他之下的富豪就都是些耳熟能详的蓝血贵族了,比如洛克菲勒家族、亨特家族、盖提家族和杜邦家族了。

80年代末期,富人队伍开始有所变化了。新兴的金融市场引入了一批华尔街从业人员、传统企业的变革者和科技先锋。10亿美元级的富翁从1982年的13人增长到1989年的67人。2000年,股市出现大牛市,这股财富的涓涓细流倏然变成了一股狂潮,百万富翁的人数陡然间翻了三番,达到800万人—总人数比瑞典或奥地利整个国家的人口还多。

此后,“富人国”初具规模—不断有新一代具有鲜明特征的富翁成为其国民。

“富人国”国民的财富并非来自遗产继承,他们大多是从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成员发展而来。除了帕里斯•希尔顿,今天的超级富翁中只有3%是社会名流,只有不到10%的人继承了家族财富。

他们也比上一代富翁年轻得多。“1990年以前,我认识的大多数富翁都退休了,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美国信托集团的前CEO,现任花旗集团私人银行业务首席执行官的彼得•斯卡图罗说,“现在的富翁都处于三四十岁年富力强的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跑道让他们飞奔呢。”

“富人国”内部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相对同质化的贵族文化—上同样的寄宿学校、参加同样的俱乐部、有同样的文化机构和对体育项目同样的昵称—已经逐渐粉碎,“富人国”国民在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理上的分布远远比以前多元化。他们在政治上也更加趋向两极,新崛起的一代年轻、富有的自由人文主义者正摆出姿态,准备与老派共和党对决。

然而,“富人国”最让人讶异的分化在于财富的级别。正如“富人国”和美国其他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深不可弥的财富鸿沟,“富人国”国内各阶层之间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在“富有”和“极度富有”的两极之间,还有一个新的“较为富有”层级。

实际上,“富人国”至少应该分为三个阶层。

“富人国”的底层





引 言(3)


底层富翁住在“富人国”广阔的郊区,其人口近年来已经膨胀到700多万户了。底层富翁住在“麦式豪宅”① 里,开SUV车,院子里的草坪上摆满从精美图册目录上订购的室外家具。他们大多数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每天上班的专业人士,职业大多为公司管理层、医生、律师、银行家、设计师、分析师和资金经理。他们一半以上的财富都来自工资收入,另外1/3来自投资回报。在如今这个日渐国际化、高科技普及化和以金融为导向的经济体中,底层富翁能跻身“富人国”,得益于市场对高教育背景从业人员的高需求,也得益于不断增长的工资水平。

底层富翁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力挺小布什,认为小布什是帮助他们改善个人财务现状的最佳人选。他们也是要求取消地产税的强硬派,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征收地产税的对象。

然而在他们获得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富人国”的底层富翁也许比95%的美国人都富有,但相对于“富人国”的其他国民,他们变得越来越穷。在“富人国”国民中,最穷和最富有的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10年翻了不止一番。1990~2004年之间,位于金字塔塔尖的1%人群的收入增长了57%,这1%中最顶尖的1/10收入增长了85%。

只有当他们去参加鸡尾酒派对或孩子的足球赛时,底层富翁才能混迹于超级富翁之间。为了赶上更富有的同胞,底层富翁不断消费,借贷也随之增加。2004年,“富人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上企6%—是美国总体通货膨胀率的两倍。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富翁们都追求同样的东西:私立学校、私人保姆、宝马车、Jimmy Choo的鞋子和海滩别墅。底层富翁在过去10年来的负债高达数十亿美元。2004年大概有20%的底层富翁花完了自己的全年收入。

许多超级富翁认为底层富翁根本不能算他们的国民。他们称底层富翁仅仅是“生活优裕者”—对于“富人国”来说,这是莫大的侮辱。用 “富人国”教父级人物安德鲁•卡耐基的话说,底层富翁只代表着“能力”,而非“财富”。

那么,我们再上一层看看吧。

中层富翁

中层富翁的家庭净资产在1 000万~1亿美元之间。这一层的富翁人数也在呈爆炸式增长,目前超过140万人。不过这里的生活就舒服多了。房子更大,艺术品更昂贵,而且该阶层中绝大部分人都有度假别墅。多数中层富翁的收入来自工资、创办小型企业和投资回报。与底层富翁相比,你会发现企业家和公司所有者的人数开始明显增多。中层富翁中的企业家人数是底层富翁的两倍,这明确表示,通往巨额财富的道路终究是自己开公司然后出售公司。

中层富翁的政治倾向比底层富翁自由。上一次总统选举中,这一阶层的大部分人投约翰•克里的票,虽然他们也承认对他们的财务状况来说可能小布什更合适。中层富翁在教育、环境和科技政策上投入了更深层的关注。

当然,进入这一阶层是需要大钱的。2004年资产超过3 000万美元的这一群体,通货膨胀率达到11%,几乎是美国通货膨胀率的3倍。由于中层富翁(以及比他们还富有的国民)财富累积的速度比底层富翁快,所以他们消费得更多,也不用担心钱被花光。

上层富翁

上层富翁的豪宅内住着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人群。这一层富翁的人数大概上千,但具体数字不详。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创立自己的公司然后出售公司而发了大财,不过,最近大公司CEO和基金经理们(尤其是对冲基金经理)也快速地加入这一梯队。

上层富翁的生活复杂得让人瞠目结舌,为了“管理”生活,他们得建立“家庭办公室”—由大公司全权负责打理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从投资、法律问题到旅行计划甚至雇佣家政人员。上层富翁极少自己申请电子邮箱或者自己付账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一阶层家庭的年平均Spa费用都在107 000美元。

当你进入这一阶层,你的整个财富哲学就会发生变化。你意识到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花完所有的财产,甚至一部分都花不完,而你即使一掷千金,你的财产仍然会在未来的岁月不停地累积增长。因此上层富翁的财富计划都是百年计划,他们不会买共同基金,他们买的是伐木场、石油钻井和办公大楼。

不过,上层富翁也偶尔会有自卑感,那是因为他们活在超级富翁的阴影里!

超级富翁

1985年,财富以10亿计的富翁只有13个。2006年根据《福布斯》的记录,这一阶层人数超过400人。纽约“富人清单”公司的总裁莱斯利•曼德尔曾经对这一阶层的成员做过追踪,她说她的名单里至少有1?000位资产在10亿以上的富翁,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在大众如雷达般无处不在的目光中。

超级富翁的私人生活更像是运作公司。他们的家就像酒店—极尽奢华的巨型花园里点缀着他们的别墅,有人帮他们做购买预算,有人帮他们雇佣大量的家政人员。一个超级富翁的银行结单是一个包含有无数业务公司、控股公司、投资基金和基金会的极其复杂的流程作业图。

过去10年来,超级富翁相当成功。《福布斯》富豪榜前400名拥有的总资产自1995年以来增长了一倍,从4 390亿美元飙升到今天的1万亿美元。然而,就算是如此级别的富豪,现在看起来也不会觉得很惊讶。超级富翁蒂姆•布利克赛斯是个木材大亨和度假村开发商,他告诉我,有一次一个大富翁去他家那栋建有私人高尔夫球场的豪宅中,18个洞打完了以后,客人突然说他太喜欢这儿了,问能不能卖给他。他递给蒂姆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出价:4亿美元。蒂姆拒绝了,不过之后还是引为奇事,很讶异客人的购买方式竟然会如此冲动。





引 言(4)


“现在,对那家伙来说,”布利克赛斯说,“富贵已经是往事了。”

在我们没有机会遇到更多富翁之前,还是来看看他们的世界是如何改变的吧—这次让我们通过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的眼睛来观察。



“富人国”的三级阶梯

底层富翁:

家庭净资产:100万~1 000万美元

人数: 750万户

财产主要来源:工资、小生意、债券

2006年的平均支出:手表2 100美元 / 汽车44 000美元 /珠宝9 200美元/

Spa按摩5 300美元

家庭主要住房价值:810 000美元

中层富翁

家庭净资产:1 000万~1亿美元

人数:超过200万户

财产主要来源:公司经营、债券、工资

2006年的平均支出:手表71 000美元 / 汽车158 000美元 /珠宝126 000美元/

Spa按摩42 000美元

家庭主要住房价值:380万美元

上层富翁

家庭净资产:1亿~10亿美元

人数:几千

财产主要来源:公司经营、债券

2006年的平均支出:手表182 000美元 / 汽车311 000美元 /珠宝397 000美元/

Spa按摩169 000美元

家庭主要住房价值:1 620万美元





关于“富豪”的定义(1)


私人飞机:达到逃跑的速度

2006年,埃里克•罗斯接到了一项颇不寻常的生意。罗斯是国际飞机舱内设计公司(一家总部在新泽西,专为私人飞机做舱内设计的公司)的总裁,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刚买下一架挑战者604飞机的买主打来的,这位买主希望将自己的飞机设计得特别一点,尤其是厕所。

“他问我们能不能做一个鳄鱼皮的婴儿马桶椅,”罗斯回忆道,“我说:‘我们当然能!’”

罗斯从佛罗里达的皮草贩子手中以8 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两张鳄鱼皮,然后精心地将它们缝成整个马桶椅套,最后按照他们的舱内风格做配套装饰。他还在飞机上铺了购自泰国的手织地毯,全部由羊毛和真丝织成,共有14种颜色,售价600美元一码。然后用带着旋转漏斗状图案的玫瑰金制作了机舱内的门把、安全带扣头和其他配件,最后他将座椅上的真皮染成可以与其他装饰完美搭配的粉色。除此以外,舱内的橱柜里展示着范思哲(Versace)的瓷器,顶级银器世家Christofle的银器和莱俪(Lalique)水晶。

“现在,那真是一架漂亮的飞机。”他说。

对某些私人飞机拥有者来说,似乎世界的根基建立在他们是否能找到纹理合适的木材来装饰机舱。罗斯的一位女性顾客刚买了一架湾流五型飞机,她坚持要挑到一根可以做飞机内部装饰条的合适木材。

她开着自己的飞机载着罗斯一起飞到印第安那州一家特殊木材店,在那儿花了8个小时在成堆的木材中挑选。最后她终于找到了最完美的一根木材—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蒙多娜木材。光是这趟旅行就花了30?000美元,还不包括买木材的钱。

Google的创始人萨杰•布伦和拉里•佩吉在私人飞机的选择上更实用主义。这两个30来岁的亿万富翁平常就喜欢开环保的混合动力车,他们买一架波音767宽体飞机,是为了方便自己和朋友们环游世界。767最初的设计是可以容纳224位乘客,他们将之改造为最多只能搭乘50个人。

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需要如此大型的飞机时,拉里说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这架飞机总价不到1 500万美元,只相当于湾流550的1/3,但后者可是小得多了。

“我们本来是想从机械的角度考虑的,结果我们看到这架飞机时,就马上算了一笔账,然后我们说:‘这么价廉物美才合理啊。’”佩吉这样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然而,这种“实用”的奢侈观并未体现在飞机的室内装修方面—除了一些必需的设施外,Google的两个当家人还要求有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吊床。他们二人为是否都在飞机上用双人大床而争论不休。据设计师说,在机舱改造过程中,有一天Google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这就是个开派对的飞机啊。”

不过,谢尔盖•布林仍然坚持说购置私人宽体飞机是为了完全推行Google“改善世界”的目标。

“买这种飞机一部分原因是可以运送更多人去诸如非洲这样的地方,”佩吉对《华尔街日报》记者说,“我认为那样对世界大有裨益。”

私人飞机的销售量大幅攀升。2005年新的私人飞机购买总额达到130亿美元,而1995年是33亿美元。飞机制造商,如湾流、庞巴迪和达索公司2005年共售出750架飞机,是1995年的两倍。

飞机的价格也随着需求量的增加而增加。1995年最贵的湾流飞机是售价2 700万美元的G4。现在则是4 700万美元的G550。湾流的“入门级”机型G150,现在也要1 300万美元。如果你想买一架,对不起,请排队吧。湾流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两年以后了,有人甚至把排队号以超过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那些没有耐心的买家。二手湾流飞机也越来越稀缺。

大城市和度假胜地附近的机场现在都挤满了私人飞机。阿斯本每年的滑雪旺季吸引了数量众多的私人飞机,以至于没抢到停机位的机主必须被分流到周围的赖夫尔机场或者韦尔机场去。2006年1月的某天,阿斯本机场爆堵,不得不临时转移150架飞机。

私人飞机拥堵的现象在纽约泰特波罗机场尤为严重,机主都已经开始把飞机停在康涅狄格的牛津机场或新泽西的莫里斯镇机场了。

“夏天的周五晚上,泰特波罗机场就像一个大停车场,”一位私人飞机拥有者埃德•巴齐内说,“你只能坐在那儿,所有的重要人物也只能坐在自己的飞机上等着。”

游艇:“我的船比你的船大!”

过去,唐•韦斯顿开着自己那艘100英尺的帆船环游世界时,心里还觉得挺特别。他会顺着下游开进加勒比海,在圣马丁停靠后小憩几天,和其他玩帆船的朋友一起吃个闲适的午饭或晚饭。他的船并不总是港湾里最大的那艘,但是绝对算比较?的。

“它是那种你在首次试水时会想来个命名典礼的那种船,中间摆着一个香槟瓶,举行个大派对什么的。”韦斯顿—这个辛辛那提的退休商人说。

然而,某个早晨,韦斯顿参加了在罗德岱堡举行的2004年国际船舶展,他站在他那艘船的顶层甲板上,却发现自己的游艇被周围的庞然大物衬托得如同侏儒。

停在他旁边的是科里•林恩号,一艘130英尺的豪华游艇,船上配备了最大尺寸的按摩浴缸、5个船舱、可自行伸缩的液





关于“富豪”的定义(2)


晶电视和两辆水上摩托。停在码头另一端的是197英尺长的阿尔法•福尔号,福尔号上有一个室内健身房、游泳池和直升机升降坪。这场展览的中心话题则是亿万富翁保罗•艾伦最新的“享乐之船”—“章鱼号”,这艘巨型游轮足有400英尺,船上有篮球场、音乐工作室、位于玻璃船底的起居室以及潜水艇。章鱼号的霸主地位最近也被拉里•埃里森那座450英尺长的浮游宫殿“升起的太阳号”所取代,这艘巨无霸有5层楼,80多个房间。除了有寻常的健身房、游泳池之类设备,“升起的太阳号”上还有一艘双船体登陆艇,可运送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上岸。

“我以前老觉得我的船尺寸正好,”韦斯顿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可现在跟其他船比起来,它简直就像一个小救生艇似的。”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期能像今天这样直呼一艘100英尺长的游艇为“小救生艇”!今日的超级富豪是如此之多,可供他们挥霍的财富数额是如此巨大,他们完全更新了“消费主义”的定义,使消费水准再创新高。成为一个真正的“炫耀型消费者”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困难过,因为有数以百万计的亿万富翁在竞相争取这个地位;而大肆购买奢侈品,并以此来模仿精英阶层生活方式的普通富裕消费者之数量就更多了。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全美最富有的0.5%人口一年消费6 500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全国的家庭支出!如此大手笔的消费提高了“富人国”的各种价格—2004年“富人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6%,而全国性通货膨胀率只是3%;对那些身家超过3 000万美元的富人,通货膨胀率更为惊人,达到12%。

对奢侈品的无节制消费,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周围的压力。始终保持跟其他富翁的生活水平相同已经变成一场近乎残酷的竞争,因为以炫富为乐的超级富豪实在太多了。棕榈滩的“派对动物”乔治•克劳提尔最近送给女朋友一辆樱桃红的奔驰SLK跑车,价值5万美元。他认为这是份不赖的礼物,他的朋友们却不敢苟同。

“我的朋友们都拿这事儿打趣我。”他说。

所以他把SLK换成更大的奔驰SL型跑车,花了11万美元。两年后的今天,他又感受到社会压力—需要给女朋友换更贵的车型了!“每个人都在说宾利,似乎宾利才是你必须要有的一辆车。”

这种压力使得在今天的美国成为炫耀型消费者比任何时候都更难,也更贵。索斯坦恩•凡勃伦在其1899年关于财富的经典论著《有闲阶级论》中,发明了“炫耀式消费”这个名词来说明“镀金时代”的财产过剩。凡勃伦说购买昂贵物品是富翁们显示自己属于非劳动阶级一员的一种方式。浪费和无节制消费在富人圈中得到广泛认同,是他们显示社会等级的必要手段。在一个消费社会里,等级是以开支为标志的。

“在任何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业社会中,良好的声誉最终都是建立在财力上的;而显示财力的方式,同时也是获得及保持声名的方式,则是闲适的生活和对商品的炫耀式消费。”与之相反的是,“不够数量和质量的消费也就意味着‘劣等’和‘缺点’。”

简而言之,富人们花费是为了显示他们的能力。今天在“富人国”中唯一改变的是富人太多了,供他们支配的收入也太多了,“显示财力”变得日益困难。当一个“富人国”国民用100英尺长的游艇和价值5万美元的奔驰SLK来显示自己的精英身份时,却有另一个更富有的富翁拥有一艘250英尺长的游艇和一辆宾利GT。

“富人国”国民花钱消费也是为了超过后面那些正在希望取得入主 “富人国”资格的大批人员。如今,富裕的消费者日益增多,他们也渐渐有能力购置曾经只是富豪专享的物品。奢侈品公司为了扩大销量,也非常乐意推出旗下高档物品的大众版,专供新一批大众追捧者购买。市场专家称它们为“大众奢侈品”,无论是否矛盾,总之它们让“富人国”的消费者们实在感到郁闷。

古奇的太阳镜、路易•威登皮包和巴宝莉外套现在无处不在。提供私人飞机租赁业务的公司可以让人们只花几千美元便享受一次“私人飞行”,完全不必掏3 000万美元来购置一架私人飞机。你可以从日益增多的汽车俱乐部租一辆法拉利或保时捷,也可以用六位数一周的价格租一艘相当不错的游艇,而不需要付出八位数的巨款来购买一个游艇的所有权。15万美元就能让你加入一个旅游俱乐部去加勒比海旁一个人的海景别墅或阿斯本的滑雪小屋中度假;现在甚至能从新兴的艺术品租赁商店中租到昂贵的名画来为你家增光添彩。

在来自顶端(更富的富人)和中下层(生活富足的普通人)的双重压力下,“富人国”国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消费层级—超级奢侈品消费,总算让富足的庶民们踮着脚尖也够不到了。有些时候他们竞相抬价,一起拔高已有商品的价格;有时候则开发全新的产品和服务类别,比如“太空旅行”和“影子游艇”。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数量众多的“富人国”国民在不遗余力地抬高价格,并一起将凡勃伦 “炫耀式消费”的定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传统的奢侈品市场是如何被追求地位的“富人国”国民重新定义的。

当脱衣舞娘的钢管舞杆也成为标准配置时

两年后的某个时候,全世界将会看到第一艘长过500英尺的私人游艇问世!也许是两艘!第一艘叫“迪拜号”,现正在为迪拜统治者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艾•马克图姆赶制,据说长度是525英尺。第二艘代号“日蚀”,是一位俄国石油大亨定制的,估计2009年下水。俄罗斯的这位船主对游艇的实际长度一直保密,是为了确保自己的船在一定时期内一直稳居“世界第一长”的霸主地位。不过,两艘船都将打破世界目前“私人游艇第一长”—“阿卜杜拉•阿齐兹号”保持了22年的纪录。阿齐兹号长482英尺,属于沙特皇室。

游艇经纪公司尼格尔•伯杰斯的主席乔纳森•贝克特说:“现在,尺寸太重要了!”

数量也一样重要。在过去10年里,购置150英尺以上新游艇的订单已经翻了一倍,达到一年200艘次。若是把游艇制造商需要赶造的游艇排起队来,长度将超过15英里—比整个曼哈顿都长。





关于“富豪”的定义(3)


如果你今天想订购一艘200英尺长的游艇,只有排队等候!等候名单已经排到两年之后了。一艘140英尺的新船现在要卖2 000万美元;250英尺的7 500万美元。二手船都卖得跟新船一样贵,因为买主愿意用高价换来立即享受。

游艇的保养费也愈渐向天文数字发展,游艇专家认为一艘船的维护费用要占到购买价格的10%~15%,相当于比较典型的一艘140英尺船每年需要花200万美元保养。随着游艇买主对船长和船员的需求增加,船上人员的工资也高速增长。

全美国的海域里挤满了游艇,以至于开始产生游艇交通拥堵的问题。如果圣诞前后要在圣巴特岛获得一个顶级锚位,船主需要提前几个月预订。罗德岱堡马尔马利那湾冬季的船位租金为每英尺7美元,远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到1美元的价格。去年冬天,由于太多游艇等着进入马尔马利那湾的泊船位,海湾不得不安排了特别的游艇交警。

轮船制造商从没见过这样大规模的游艇热。“怒吼的20世纪20年代”也有他们的巨型船,比如407英尺长的“萨瓦罗娜号”,是为修建布鲁克林大桥的家族而造的。今天仍然漂在海面的“萨瓦罗娜号”拥有地热式土耳其浴室,是用260吨手工雕刻的大理石制成。然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游艇同时下水的场面。一些热衷航海的新贵正在为自己打造整个船队。保罗•艾伦除了那艘用作主船的、六层楼高的“章鱼号”以外,还保留着300英尺长的“塔图许号”和198英尺长的“美杜斯号”,一艘备用,另一艘是为家人朋友准备的客用船。

在2005年的罗德岱堡游艇秀上,我对今日轮船的奢华创新略微了解了一下—比如170英尺长的帕拉丁被称作“影子轮船”。所谓“影子轮船”就是主轮船后拖着一个浮动停车场,就像拖车一样,载满主人的各种“玩具”,比如车和小型船,它是专为大型游艇制造的。“帕拉丁号”目前的主人是沙特人,船上载着4~6辆汽车、几辆摩托车、水上摩托、一艘潜水艇和一架直升飞机;上面还有一个减压舱、一个步入式冷藏间、健身房和夜视相机。

制造“帕拉丁”的这家公司很快要推出一艘叫做“维加斯城”的新款船,有六个特等舱、一个直升机甲板和一个为不喜欢海水的客人准备的标准尺寸淡水泳池。

“出海”曾经意味着用家里的纵帆船进行一次磨砺身心的锻炼,那个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今日的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挂着猎猎作响的风帆,客舱内摆着木制的架式床铺,室内连抽水马桶也不备。过去,上流阶层的游艇正如保罗•福塞尔在他1983年的著作《格调》中所写的那样,是以反舒适和家庭历史来决定其格调的。

“驾驶帆船是最昂贵的运动,也当之无愧成为娱乐之王,部分原因是你不能像开汽车一样,钥匙一拧就控制了方向盘—你必须是天生的统治者。(按照这种标准,也许最庸俗的船要算Chris-Craft了,在船的领域里和汽车中的奔驰一样,以品位恶劣著称。)游艇应该要有相当长度,至少35英尺。如果要换新船,只能购进同类中更高档的,而不是越来越差。据一位帆船经纪人介绍,帆船的级别以5英尺为单位增长。他说,顾客们‘每次购买都会增加5英尺,直到他们的船达到60或70英尺’。有品位的帆船应该是不讲究舒适感的赛艇样式,而不是那种结实牢固、带着土气的家用型船只,后者可能传达一种信息:你一直都在船上生活,因而也暗示了你的物质匮乏。”

现在用帆船出海也行,只要它们能被绞车拖在一艘300英尺的电动艇后边,就像保罗•艾伦的那样。(帆船现在只占私人船只总销量的极小一部分)如今人们每次购买新船也不再是以5英尺为单位加长了,而是一次加长50~100英尺。新式游艇的室内设计理念就是要明白无误地传递“全天候以船为家”的信息,而这个信息要表达的意思主要是“主人拥有一座浮动的豪宅”而不是福塞尔所谓的“物质匮乏”。

今天的游艇带有电脑控制的平稳装置,能够预料船体的起伏然后利用水下的鳍板或回转仪抵消颠簸,让船上的乘客忘记身处水上。高科技的安全系统、立体音响、剧院和能容纳12人的“极可意”浴缸已经成了标准配置。如今,船上有一个直升机升降台已经不够了,你需要两个(一个是客用的,一个是主人自己用的),还需要有一个室内储藏空间以保护直升机不会受到海水的侵蚀。

客人登上“阿娜列斯号”—租金为一周80万美元的全球最豪华私人游艇,可以享受带罗马浴室、跳水池、蒸汽房和桑拿房的全套SPA。垃圾大王及汽车经纪大亨H•维恩休伊曾买下了高尔夫球手格利戈•诺曼用过的228英尺游艇,重新命名为“佛罗里达人号”,并添置了一个直升机升降台和一个客舱,但他决定保留原船顶层甲板泳池旁的酒吧。265英尺的“巴特•罗伯茨号”曾经是一艘破冰船,经过改造后全船以海盗为主题进行了装修,现在属于佛罗里达商人阿特•杰米诺所有。船上有青铜的炮台、一水箱的南美虎鱼和一个舞厅,舞厅里甚至设置了一根可以拆卸的、专为脱衣舞娘准备的钢管舞杆。

没有人清楚最近几年这波游艇升级竞赛是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如何开始的。打响这竞赛第一炮的可能是莱斯利•维斯纳,LTD公司(该公司旗下有“维多尼亚的秘密”等大品牌)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97年,维斯纳购置了一条315英尺长的游艇“无限号”,船上除了设置健身房以外,光装修就消耗了3 000平方英尺的柚木;不久以后,微软的共同创始人保罗•艾伦买下了345英尺的“碧海蓝天号”,这条船很快就被证明太小了;艾伦委托一家德国造船公司又造了“章鱼号”,这条船上不仅配有一条59英尺的快艇,还建了一个游泳池、一个篮球场和一个音乐工作室,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私人游艇。整条船的正中心是一艘私人潜水艇,可以由一个特别的“尼莫博士”(就像底层甲板上的泊船位)往下降,虽然听曾经上过这条船的人说其实这艘潜水艇由于技术问题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当时,章鱼号的总价是:2.5亿美元。





关于“富豪”的定义(4)


然而,就在“章鱼号”试水之前,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就出现了。拉里•埃里森—甲骨文公司的总裁开始委托同一家德国船厂启动头号机密的LE120造船计划。

当埃里森开始造LE120时,据说它当时是120米,约合393.5英尺;然而当传言说“章鱼号”会达到400英尺,LE120遂决定加长。它2004年面世之时全长达454英尺,耗资2亿美元。当时刊登在《名利场》上的埃里森的专访坚持澄清LE120“升起的太阳号”在建造过程中决定加长并非因为亿万富翁之间的暗中较劲,而完全是出于“提升游艇本身的外观和速度”的考虑。

2005年初,当埃里森首次开这条船度假时,他告诉朋友说船太大了,他和妻子坐在上面感觉他们像是在一间巨型餐馆单独就餐一样。“我真的觉得它有点大得过分了,”埃里森说,“绝对是过分了,但是人的适应能力还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这类超级游艇可能已经达到其极限了。如今的私人船只都太大了,以至于让它们停在传统的码头里不太合适,必须换商业码头了。当保罗•艾伦带着“章鱼号”亮相佛罗里达时,他无法将它停在马尔湾码头那些时髦的游艇旁边,只好改道去湿地码头,让爱船跟那些锈迹斑斑的集装箱船和油腻的空中起重机船作伴。

“你不能花两亿美元造一艘船,还只能屈就与一堆石油船当邻居,”游艇经纪人贝克特说,“那太煞风景了。”

一些新游艇主也开始发现他们根本不需要,甚至也不喜欢这么长的一条船。今天的私人游艇体型太庞大了,构造也过分复杂,以至于不再像一条“船”了。一些富翁发现他们其实很怀念真正开船出海的感觉。

“一个船主刚买了一条大船就跑来找我说想卖了,”亨克•德•弗里斯,一家荷兰造船公司费德西普的总经理说,“他说当他站在甲板上时,觉得自己离海太远了。”

地产:附带泳池、溜冰场和冰车等设施的格林威治别墅

19世纪末,最富有的美国人都在修建模仿欧洲城堡的豪宅。这些芜杂的新古典主义宅邸完全由砖石建成,通向大门的车道长逾1英里且隐蔽在大众的视线之外,这些代表贵族阶级的“纪念碑”散布在长岛东部的海滩、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上以及宾州主干道区起伏的农庄或南方的大种植园中。

其中最宏伟壮观的当数北卡罗来纳州艾西维尔附近那座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比特摩庄园。整个宅邸占地175 000平方英尺,共有255个房间 ,至今仍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住宅。

不过,“富人国”国民们正后来者居上,大有赶超之势。2005年所建的私人住宅中,面积超过5 000平方英尺的有30 000户—是1995年的5倍。这类房子目前占所有在建住宅总数的2% ,10年前,这个数字是1.5%。在一些高尚社区,比如格林威治、棕榈滩和阿瑟顿,10 000平方英尺的私人住宅成为新的正常现象。

亿万富翁、金融专家艾拉•雷奈特在长岛建了一个66 395平方英尺的家 。仁科公司创始人戴维•杜菲尔德计划在旧金山附近修建一所法国诺曼风格的豪宅,和其他一些辅助设施总体算来需要占地72 000平方英尺,但是由于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他被迫改变计划。反对的原因是房子太大了。杜菲尔德只好把尺寸缩小,缩减到比较低调的10 000平方英尺。

对冲基金经理斯蒂文•科恩花了1 480万美元在格林威治买了一所条顿风格的私宅,然后又花了1 000万把整个面积扩展到30 000平方英尺,增加了一个室内篮球场,还在玻璃中庭和一个6 734平方英尺的溜冰场中建了一个标准尺寸的泳池,甚至连冰车都有单独的三角墙小屋。

凯伦和查克•利特勒夫妇在西雅图附近华盛顿湖畔的家中修建了一个70英尺的室内咸水泳池,泳池四周装饰着刻满古文字的埃及立柱;他们最近在新泽西阿尔派恩完工的一座占地60 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中有一个双球道的保龄球馆、一个暗房、一个艺术房(房间的钢制门从天花板上一直垂下来)、一个2 000加仑的水族馆、4 000英尺的衣橱和足可摆下19辆车的停车场。

我参观过曼哈顿一个房产开发商的豪宅,那家的女主人有无数华服,以至于需要在她400平方英尺的步入式衣橱里安装一套升高的运输带系统(就像干洗工厂用的那种)来存取她的衣服。

巨型豪宅的价格涨幅也远比普通房产大。在洛杉矶西部,2006年有十几处房子要价超过3 000万美元—2001年只有两所房子要价如此之高。2004年,亿万富翁罗纳德•佩尔曼以9 000万美元的高价出售了他位于棕榈滩的海滩别墅及其相连的土地,这可能是全美历史上卖价最高的私人住宅。即使在房市降温的2006年,对顶级豪宅的需求仍然不见走低。2006年底,一份周末特别报道的大标题显示曼哈顿售出一套4 600万美元的宅邸、一套1 800万美元的双拼别墅和一套1 500万美元的住宅。

2007年初,房产市场上有三处度假别墅标价超过1亿美元。其中最便宜的一处(1亿美元整)是太浩湖附近一座名为“宁静”的宅邸,属于时尚品牌Tommy Hilfiger的一个共同创始人所有。此豪宅内号称有一个私人湖泊、温室、船库、马厩、健身房和可停17辆车的车库;其楼梯是按照“泰坦尼克号”上的原型复制的;进门处大理石地面的图案照抄了纽约公立图书馆的地板图案。唐纳德•川普也以1.2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棕榈滩一座68 000平方英尺的庄园,虽然它在市场上被搁置了整整一年。不过,房市上创造新纪录的是位于阿斯本的星林牧场,这座占地95英亩的巨型豪宅属于沙特阿拉伯的班达尔•本苏丹王子,在市面上的开价是1.35亿美元。大庄园里住宅区面积56 000平方英尺(比白宫还大),有15





关于“富豪”的定义(5)


个卧室和一部电梯。班达尔说他卖房子的原因是自己现在不怎么爱上山了。不过,他在阿斯本还有其他房产了:他最近又在名下的土地上盖起了一座15 000平方英尺的客房,还建了一个英式酒吧,他的一位发言人称班达尔可能会保留这处房产。

名车:超级大腕儿

20世纪60年代中期,劳斯莱斯公司遭遇了严重的问题。那辆如同巨型怪物的“银云”(Silver Cloud),连同其倾斜的挡泥板、壁炉格栅和代表着帝国荣耀感和贵族阶层的纯正英国血统都退出了流行舞台。那是个财富无法引发羡慕的时代,富翁们不再希望在当时那种“反文化”中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座驾上。

于是劳斯莱斯彻底改造了他们的经典设计,推出了更小型、更方正的“银影”。这是一款“无产阶级”版的劳斯莱斯,它更像一辆定位尴尬的沃尔沃,而不是以敌对社会主流态度亮相的“银云”。在“银影”的车身上,甚至劳斯莱斯的标志性车盖装饰“飞天女神”都悄悄地消失了。

然而,“富人国”国民又引领了一个新的财富时代,随之带来的,是华丽招摇派交通工具的再次流行。1998年被宝马公司收购的劳斯莱斯将一度束之高阁的“银云”设计图取下来,掸掸灰尘,于2003年重新推出新的“幻影”—这辆自重2.5吨,全长19.5英尺的车界巨无霸标价为320 000美元。

“今天的人们不再担心引人注目,”劳斯莱斯的一位发言人鲍勃•奥斯汀说,“富有人群重新获得了自信。不过,如果你想要比别人更出众,你就需要有些特别的东西,那就是大腕儿的车。”

而且这些大腕儿都希望自己开车。20世纪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劳斯莱斯的拥有者都聘用专车司机,奥斯汀说,现在95%的劳斯莱斯车主都自己开车,尤其是搭载了V12引擎、最大马力453匹的“幻影”推出以后,该车从时速为零加速到时速60英里/小时只需5.7秒。

“新一代富翁更年轻,他们喜欢自己体验。”奥斯汀说,“他们可不希望花320 000美元买一辆像‘幻影’这样的靓车,却让司机享受了所有的驾驶快感。”

不甘落后的奔驰公司也复兴了“迈巴赫”品牌(20世纪20~30年代风靡一时的德国产奢侈轿车)。全长20英尺的迈巴赫62售价358 000美元,最高时速达到250公里/小时。迈巴赫不是由汽车销售代理来卖的,而是由“关系经理”直接推销给目标受众的。该车的后排设有一个冰箱、一个可收放的香槟酒架(带酒杯),还有可自动伸缩调节的搁腿凳。车上座椅都可以自动加热或降温,或者调到“脉冲按摩”设定。

目前属大众公司旗下的宾利,也重拾“怒吼的20世纪20年代”风格,打造出最新车型“大陆人”(Continentals),售价150 000美元,较之其他豪华车型,其价格稍微合理。宾利声称该车的需求量太大,他们都不需要开展传统的广告攻势,一位品牌发言人称:“那些买得起车的买主自然会找到我们。”

同时,传统奢侈品牌宝马、奔驰和美洲豹已经部分失去了身份标识。奥斯汀说:“那些车已经几乎……我不愿意这么说。不过,的确是太普通了一点。”

名画:数字学

1981年,圣路易斯州的一位旅行社主、艺术收藏者巴尼•埃博斯沃斯在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价格疯狂增长的各类市场中,艺术品市场应该名列首位。原因很简单:供求关系决定一切。

埃博斯沃斯亲眼所见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企业家敛聚了巨额财富。大多数富翁买了大房子以后都要寻找拿得出手的艺术作品来装饰他们的墙壁,然而有品质的艺术品的数量正在锐减。当然,“品质”这个词在艺术世界里是很主观的。然而,埃博斯沃斯相信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什么新艺术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毕加索、米罗和德库宁的画作已经越来越稀少。

“在我这个行当中,已经可以看到巨额的财富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贸易壁垒也逐步被打破。”他说,“现金和财富就好像产品一样可以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但是希望用钱买到某些东西,比如艺术品,其数量却丝毫没有增加。1970年以后,美国艺术品的质量出现了巨大的下滑。没有足够的新供给来满足需求。如果给你看一个坐标图,艺术品的需求量是呈47度角增长的,而供给量却在下挫。”

结果就是:“我们就要看到艺术品价格呈几何数量增长了。”

艺术经纪人和收藏家曾经都认为埃博斯沃斯疯了,现在他们却后悔没听他的建议。当雅诗兰黛品牌的继承人罗纳德•劳德在2006年以1.35亿美元拍下奥地利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阿德勒•布洛赫–鲍尔夫人》,创下单幅画作的最高价时,艺术评论界都震惊了。而令埃博斯沃斯不解的则是,艺术品的价格?涨到这个地步怎么会花这么长时间?

“人们用1.5亿或2亿美元购买一件画作的时代即将到来了!”

今天,埃博斯沃斯仍然站在艺术品收藏的潮流顶端。作为战后和当代艺术的主要收藏者,他多年来的收藏品价值在2亿~3亿美元之间。他拥有安迪•沃霍的著名作品《带开罐器的坎贝尔浓汤罐头》—是安迪•沃霍唯一流入私人收藏者手中的图像大画作。他还藏有一幅德库宁的重要作品以及爱德华•霍普的《什锦杂碎》。

埃博斯沃斯从未卖过自己收藏的重要画作。然而近年来他购买现代作品的脚步大大放缓了,主要原因是不愿意花超过1 000万美元的价钱买一幅画,他也几乎退出了战后重要艺术作品的拍卖市场。他最近购买的是一幅17世纪的荷兰画作。

“好东西动辄要2 000万或3 000万美元,”他说,“我得逃离拍卖室里的‘巨富综合征’倾向,简言之就是一个巨富总试图出价高过其他巨富的现象。”





关于“富豪”的定义(6)


困扰埃博斯沃斯的不是高品质的艺术品的高价,比如2004年以1.04亿美元售出的毕加索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就认为“绝对物有所值”。克里姆特的作品,他也认为值。让他不舒服的是,现在由于富翁们的相互攀比,艺术品市场开始失去理智,品位不高的艺术品也有大额金钱在追捧购进。

“当你看到一幅毕加索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画拍出超过1 500万美元的高价时,那么购买者一定是疯了。60年代是他创作中最弱的一段时期。那些竞相出价的家伙们钱太多,却一点不精明。他们买的就是个名字,别的一概不考虑。艺术品经纪人热烈地讨论这些二流作品,把它们当伟大作品一样看待。买家完全不懂其中区别所在。”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艺术品市场的涨价潮似乎结束了。一些人认为历史会重演,随着投机泡沫而来的会是艺术品价格和需求的突然下跌;另一些人却认为供求关系将会决定艺术品价格的持续走高。很简单地说,实在太多有钱人追逐同一幅画作了。

纽约的大型拍卖会已经越来越像一场攀比出价的体育赛事了。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在2006年秋季的当代艺术专场中,拍出品的总额达到7.29亿美元—是2000年总价的10倍。

富人们喜欢名头响亮的大型画作。正如一位纽约的艺术经纪人所说的那样:“如今的收藏者是用他们的耳朵而不是眼睛在买东西。”他们要的是艺术家的名气,希望他们的客人能注意到餐桌上那幅画上的毕加索签名,或者大电视旁边那幅杰克逊•波洛克①的泼墨画。

“他们除了游艇还有三个家,所以,你说还有什么艺术品能剩下?”埃博斯沃斯说。

除了用名画填满墙壁上的空间以外,新贵们还相信艺术品是可以投资的。资金经理、金融顾问、艺术经纪、画廊和拍卖行串通好了要力推“艺术投资论”的概念。一幅查克•克洛斯②肖像不仅是一幅画,还是你的“多元化资产”。艺术品不仅能平衡你的客厅,还能平衡你的投资组合。

艺术经纪商通过将艺术品转化为金融产品,使得这个市场对新贵们愈加充满吸引力。“富人国”国民也许并不懂得《带开罐器的坎贝尔浓汤罐头》在文化上的重要性,但他们却很清楚安迪•沃霍作品近年来的升值表现远远超过股票市场。集中记录了至少两次公开出售艺术品的梅摩艺术指数(Mei/Moses Fine Art Index)①在过去5年中轻松地胜过股票市场的表现。

新贵圈子中,还没有一个群体对艺术品市场的改造可以跟对冲基金经理们相比。年轻、富有、急切盼望进入纽约文化精英阶层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很快就用自己的交易本领应用于艺术世界。

肯尼斯•格里芬,芝加哥塞塔德尔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在1999年斥巨资6 000万美元购下保罗•塞尚的《窗帘、水罐和水果篮》。斯蒂芬•科恩近年来为购置艺术品所花费的金钱超过7亿美元,拍得品中有现在挂在他的图书馆、出价5 200万美元的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和挂在客厅的一幅凡•高和一幅高更(总价1亿美元),以及放在门厅的一幅安迪•沃霍和里奇特斯坦②。科恩花费800万~1 200万美元买下了迪米尔•赫斯特③用甲醛溶液保存的虎鲨雕塑,尽管虎鲨已经开始腐烂,这件艺术品还需要专业的处理。

许多对冲基金经理凭借在金融交易和市场经营方面的专长买卖名画,早已成为老练的艺术品买手。当代艺术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其价格不是由历史和评论而是由交易行为决定的。2003年,43岁的对冲基金经理、避险基金Third Point LLC的合伙人丹•罗布买下德国艺术家马丁•基彭贝尔格①的《UNO-Gebaude Haus per la pax》;2005年他将该画卖给英国收藏家查尔斯•萨奇,获得500%的资金回报率,净赚100万美元。

“玩这类艺术品,你可以自己生造自己的品位。”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查诺斯讥讽道。

一些基金经理斥巨资投资一两个艺术家的作品,建立一种气势,然后在脱手之前极力炒作、哄抬它们的价格。

水平国际投资集团(Level Global Investors)的老板大卫•甘纳克收藏了摄影家黛安•阿勒丝① 的多幅作品。去年,甘纳克和妻子承诺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赠阿勒丝的13幅珍贵作品的底片,其中包括著名的《天体营的女侍者》(1963年摄于新泽西州)和《周日草地上的一家》(1968年摄于纽约州威斯特郡)。

甘纳克还协助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阿勒丝作品展,大大提升了这位已故女艺术家的全球知名度及其作品价格。与此同时,他悄悄卖掉了阿勒丝一幅作品的底片,大赚了一笔。

“这些对冲基金经理很喜欢交易,”纽约一名主要的艺术品经纪人、理查德•格雷画廊的主管安德鲁•法布利肯特说,“对他们来说,买进卖出名画的本能和买进卖出金融产品一样刺激。”

事实上,一些被对冲基金经理抢拍到的艺术作品,最后都成为远比墙上装饰品更合算的投资。基金经理们在整个办公室的墙面上挂满了他们的重要收藏品,让来往的客户和朋友们印象深刻。但是这些画作并不都能进入急躁的投资世界。丹•罗布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中骄傲地展示着理查德•普林斯①的《单车上的风尘女》,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骑着摩托车、未穿上衣的女郎,直到有一天罗布的拉比(犹太教中的牧师)来他的办公室要求他将这幅有伤风化的画遮住,他才把画收起来。

查诺斯也在他的办公室挂出了一幅格哈特•里希特② 的昂贵画作,认为这能提升他的品位。没想到,他的一位重要客户却误以为这幅画是小孩子的涂鸦作品。如今这幅名画已经改挂在查诺斯的家中了。

名表: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只好说:你买不起!





关于“富豪”的定义(7)


2006年,总部位于纽约的奢侈研究所③曾经做过一项名表调查,看哪个品牌的手表被认为是全国最高级的表。为了保证调查的质量,他们只把目光锁定在净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对象身上。结果表明:劳力士只能勉强挤进前10名,卡地亚只排在第13位,而自吹自擂的宝玑表也不过是第5名。

赢家是法兰克•穆勒(Franck Muller),瑞士钟表界的新生力量,每年在美国售出的手表不到4 500只。

法兰克•穆勒美国公司的主席何拉奇•卡普里安说:“如果我们想卖更多,那很容易。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表就太普通了。”

实际上,法兰克•穆勒目前还是只有富裕阶层才了解的新品牌,并没有为了迎合大众市场而大做宣传或推出大众版,至少现在还没有。你只能在小的精品专卖店买到这种表(还必须要预约)。该品牌的价格保证了拥有者的小众化和排他性。

最便宜的法兰克•穆勒手表是不锈钢表带的石英表,售价4 800美元;最贵的款式标价超过60万美元。

该品牌2006年的主打产品名为“永恒”(Aeternitas),内带一个有瞬间计时功能的万年历。该表承诺能告诉你下一个千年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月甚至每一个月相(当然,它也考虑了闰年的情况)。这款表的售价是:736 000美元。

瑞士出口美国的钟表数量去年上涨了17%,2006年的总价达到1.7亿美元,2004年是1.36亿美元。在传统精英阶层中,依然是劳力士、卡地亚、伯爵表和百达翡丽继续引领风骚,但法兰克•穆勒已经成为新贵们的热门手表之选。

“这就像个私人俱乐部,”何拉奇说,“当你戴着一只穆勒表,然后看见某个人也戴着同样的一只,你知道那感觉吗?”他没说完,只眨了眨眼睛。

何拉奇,一个戴金手链和镶钻手表,穿条纹T恤衫的土耳其珠宝商,在曼哈顿中心的一家老仓库中管理着法兰克•穆勒美国公司。我问他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一只表价值60万美元,他皱了皱眉头。

“我们的顾客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试着给你解释一下。一只表必须要有趣,必须要复杂,必须设计优美,必须看起来漂亮,必须是你每天早上想戴在手上的东西。当你清洁其配件时,你会对它的工艺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会跟你的手表之间建立一种关系。”

“一只好表,”他补充道,“也是一个宣言,一种态度。”在穆勒表面世之前,奢侈手表品牌都在竞相打造最薄的表,而法兰克•穆勒却用其大矩形表盘、缀满珠宝的风格和彰显品位的设计冲击了整个名表市场。

穆勒表的形式大于功能:它最受欢迎的一款叫“疯狂时间”,这只20 000美元一只的手表的特点就是表面上的数字排列混乱,数字8放在本来应该放数字12的地方,而2则放在6的位置,时针需要跳五次才能指出正确的时间,而分针则正常移动。

我问该公司的发言人,“疯狂时间”的拥有者是否真的能辨别时间?

“一开始是有点迷惑,”她说,“很难找到这些数字,因为整个表盘上到处都是数字。但是这款表的设计理念就是让人用另一种方式思考时间,让他们明白生命每一刻都是短暂的。一旦他们懂得这个以后,他们就看得懂时间了。”

或者,像一位《商业周刊》的评论者所推荐的那样,你可以同时戴两只表:一只法兰克•穆勒,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另一只则是用来看时间的。

经历:如果是周二,那一定是在肯尼亚的马赛村庄

戈登•麦克基奇形容自己是“生活方式管理专家”。但是作为加州管家公司—明特生活方式(Mint Lifestyle)集团的合伙人,他真正的工作是为富有人群安排全新的“梦幻体验”。只要你支付1年20 000美元的会费,麦克基奇就可以帮你安排伦敦塔私人旅游,带你去南非大草原狩猎,结束后还可以跟曼德拉会面;或者在发射卫星时,为你搞到美国宇航局控制中心的前排观看座位。

看看下面这张旅游行程安排—是麦克基奇为一个30多岁、希望体验苏格兰的网络商精心设计的。为期十天的旅程价格是280 000美元。

周一(8月7号):古堡草坪上品香槟酒—晚饭—与世界著名的威士忌专家伊安•巴克斯顿一起调制及品尝威士忌—听历史学家讲述卡洛登战役。

周二(8月8号):乘直升机前往高地,在约定地点改驾路虎汽车,体验四轮驱动车的高地表现—观赏野生动物金鹰和红麋鹿—狩猎—午餐:香槟、龙虾、腓力牛排,现场苏格兰风琴音乐—猎鹰展—乘直升机前往河谷地区体验漂筏游。

周三(8月9号):前往斯基波古堡,猎松鸡—乘直升机俯瞰罗姆北海岸的沙滩—参加天空岛上“三支烟囱度假村”举行的派对—飞往东尼甘古堡,转机去往卡鲁尔古堡(一个占地5 000英亩的私人古堡)。

针对喜欢太空旅行的客户,明特公司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太空中心有特别关系,可以在贵宾席上安排一个位置让他们观看飞船发射—这可是普通纳税人享受不到的一项特权。如果觉得还不满足,可以选择维珍银河公司,他们推出的票价20万美元的亚轨道飞行早就被订满了。

针对热爱汽车并希望去德国旅行的客户,明特生活方式公司可以安排你与宝马公司总裁会面,会面结束后是神秘新车型试驾活动,然后是跟马库斯•沃尔夫—冷战时期著名间谍一起来一个柏林“间谍游”。

“阿曼度假村、四季酒店这些传统的奢侈度假方式,我们的客户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想要点特别的。”麦克基奇说,“他们想要体验普通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同时,“富人国”国民还需要“地道”、“纯粹”的旅行体验。他们希望逃离私人飞机、豪宅、服务人员和多种娱乐安排构成的复杂世界,而去感受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他们渴望过一两天简单的生活。明特曾帮一位富翁客户安排了一次印度农村之旅,让客户带着孩子们在村子里锄地劳动了两周。

麦克基奇说:“她想让她的孩子们了解,他们熟知的那个世界并非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

再来看一封明特客户的来信,这位千万富翁刚去了非洲,分别和肯尼亚农民以及肯尼亚皇室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马赛人的村庄游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经历,至今仍觉得无法形容。同时,我们极其专业的教授导游、古堡中的烹饪课以及在维多利亚瀑布上的小岛吃的那顿独特的午餐……都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可能拥有的体验。”

富人经济学





关于“富豪”的定义(8)


“富人国”国民的身份性支出创造了一个顶级消费的全新世界。他们的购物狂欢也在美国经济的海洋里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波浪。

第一,也是最明显的效应即“涓滴支出”,或者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话:“如果马有足够多的燕麦吃,就可以喂一些给麻雀。”今天的富翁们就在抛撒大量的燕麦。

2005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为一篇关于富有的对冲基金创建人的文章做准备。我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改变这个小镇的。我的采访中有一站是米勒车行,是一家法拉利和宾利车专卖店。我跟车行的总经理理查德•科普曼正在闲聊的时候,他的一个销售员走过来说有一个买主打算买一辆标价225 000美元的红色法拉利360 Spider。我立即想那一定是个对冲基金创建人。

“他是干什么的?”科佩尔曼问。

销售员停顿了一下才说:“这个,他是个石匠。”

我偷眼看了看展示厅,的确有个穿着工作靴、短裤和T恤,衣服上沾满灰尘和砖土屑的中年人站在那儿。他就站在那辆法拉利的旁边,手里拿着支票本。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会如此富有。

“造石墙啊,”他说,“还有露台和大理石。你知道,所有的新房子都需要新墙。”

基金经理们在这个镇上造了如此多的避暑别墅和石墙,甚至能让一个石匠发大财—至少买得起价值225 000美元的法拉利。

金融类专栏作家丹•格罗斯估计,在纽约城这座财富金字塔塔尖上的那1%人群,能支撑153 000份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一个每年在服务上花费100万美元的对冲基金经理大概能保证25个人的生计(司机、家政人员、投资经理、房地产经纪人、餐馆服务人员和心理咨询师)。”

为了进一步了解“涓滴效应”,我向三个富有家庭要来了他们2005年的支出表。我在这里复制了一份给大家看,真实名字当然隐去了,因为富人们也不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每年在“按摩”一项上就花费8万美元。(注:这三个家庭没有出现在本书其他例子中)虽然这些表上有一些开支是一次性的,比如汽车和游艇,不过还是能大体上说明今天的富人们是如何花钱的。

年开支表一(货币单位:美元)

财产数额:5 000万

两处房产的贷款	400 000

保险 	70 000

水电气	24 000

地产税	200 000

家政人员和私人助理	500 000

花园/泳池维护	140 000

慈善捐款	500 000

餐馆/酒吧	 60 000

汽车	300 000

教育	无

美容/沙龙/Spa	27 000

服装	 30 000

租用飞机	350 000

俱乐部会费	225 000

政治资助	61 000

年支出表二

净资产数额:8 000万

房屋贷款	64 000

地产税	32 000

保险	31 000

水电气	31 000

家政人员和私人助理	315 000

花园/泳池维护	146 000

家具和家居用品	93 000

家庭开支	43 500

慈善及政治资助	11 000

汽车	8 500

教育	34 000

旅行	500 000

年支出表三





关于“富豪”的定义(9)


净资产数额:12亿

房屋贷款	无

地产税(每年)	900 000

保险	500 000

水电气	700 000

家政人员和私人助理	2 200 000

房产维护(每年)	900 000

慈善活动	3 000 000

餐馆/酒吧	250 000

汽车	1 000 000

子女教育	无

美容/美发/Spa	200 000

(按摩费用)	80 000

服装	300 000

(续)

年支出表三

私人飞机	3 000 000

俱乐部会费 	500 000

政治资助	100 000

游艇(去年添置一辆新游艇)	20 000 000

(游艇人员的工资)	1 500 000

娱乐(家庭)	2 000 000

以上这些按摩开销、动辄几百万美元的晚会和租用飞机等项目也许听起来完全是近于耽溺的享乐,而且“涓滴效应”也没能缩小美国日渐拉大的收入差距。然而,美国富裕阶层豪放的开支却成为了美国经济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仅仅是因为他们控制了如此巨额的财富!2005年,花旗银行的一位权证战略家阿贾伊•喀布尔开始感到疑惑:为什么美国经济在2005年没有因为石油的突然涨价而放慢脚步?

喀布尔得出了一个他称之为“富人经济学(Plutonomy)”的学说。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富人主导的经济体”的富翁们无论是在财富总占有量、消费、利润和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都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大得多。喀布尔估计全美最富有的20%人群,其消费额要占到全美消费总额的70%。他说,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富人们的消费在支撑着美国经济,虽然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都在艰难度日。

在“富人经济学”存在的地方,喀布尔写道:“虽然富有的消费者的数量不多,但无论在收入还是消费额度上所占的巨大比重,都与他们的人数极不成比例。而剩下的那些人,人数占绝大多数的‘非富有者’却只分到了蛋糕上可怜的一小角。”

因此,喀布尔并没有试图分析为什么普通美国人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消费,而是把焦点放在了富翁阶层这个群体上。他发现因为富翁们占有了如此多的可支配收入,以至于他们对油价的上涨毫不关心,当然油价上涨也丝毫未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富人们的持续消费实际上对整个经济起着巨大的支撑作用。当我问一位游艇主他是否担心燃油价格时,他的回答颇具代表性:“现在我加满一船油要60 000美元,以前是40 000美元,这点差价对一艘每年光维护费都高达500万美元的船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在这种新的“富人经济体”中,既有富有的消费者,又有平民大众,因此专门为富有阶层服务的公司就蓬勃发展。从百货公司到酒店,从汽车制造商到房产开发商,每个行当都开始调整成愈发明显的“计时沙漏形”的经济模式—服务于金字塔的两头:要么是那些追求地位的富裕阶层,要么是节俭度日的中产和低收入家庭。所以我们有沃尔玛也有内曼•马卡斯;有La Quinta(著名经济型酒店)也有四季酒店;有捷蓝(廉价航空公司)也有福来捷(庞巴迪旗下高端航空公司)。

那些在富有人群的市场中取得成功的公司在未来几年中很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获得更高的增长率、更丰厚的利润和更出色的股票业绩。处在顶端的消费链的定价权在加大,甚至沃尔玛和塔基特都在为了保住市场而降价。“在这个市场中,定价就像推开一扇已经打开的门一样—毫无阻力。”娜塔莎•佩尔,纽约阿斯顿•佩尔“金钥匙服务”集团的女主人说:“有一些新贵担心谈钱有点庸俗或粗鲁,他们比他们的前辈经验少得多。”

目标客户为富裕阶层的成功企业,其盈利表现已经远远好于大众市场。喀布尔在其股票研究中创造了一个“公司份额指数”,所选公司全部是服务富裕阶层的,包括瑞士私人银行宝盛银行、宝格丽(Bulgari)、远高于卡地亚、登喜路和其他品牌的顶级品牌历峰集团(Richemont)、高级旅行社瑞士旅业集团以及豪宅建筑商托尔兄弟公司(Toll Brothers)。从1985年以来,富人经济指数以每年17.8%的增幅增长,远高于世界其他指数。

换句话说,想要富一点,可以投资那些专门以富人为目标客户的公司。随着富有人群人数的迅速增长,富有消费者也从一个极小的顶尖市场发展为一个基数较大的消费群体。那句古老的经济学格言—“卖东西给富有阶级的人往往是跟劳苦





关于“富豪”的定义(10)


大众住在一起的。”—已经不合时宜了,如今那些卖东西给富有阶层的人也在大挣富有阶层的钱呢。

然而,富翁们为全国消费总量作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国家外债。今日的超级富翁们虽然身家显赫,但似乎仍然不能达到收支平衡。1995~2004年之间,全美最富有的1%人口负债总额达3 830亿美元,这些债务大部分体现在抵押贷款和分期付款上。1989~2004年,他们的欠债增加了235%,而他们的财富增长只是债务增长速度的一半。美国最富有的5%人口要对美国总债务的20%负责。所有他们享受的那些物质:游艇、美酒、汽车、艺术品、家政服务人员和鳄鱼皮的马桶椅都在开始慢慢吞噬“富人国”的财富—尤其是当熊市来临,他们的投资回报逐渐减少的时候。“富人国”的大手笔支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的收入在美国总收入中的份额在上涨,而他们的财富数额在总财富中的比例却基本维持原状。简而言之,“富人国”的国民花钱太快,以至于他们无法积累起更多永久性的财富。

即使今天最富的超级富翁也可能面临资金暂时短缺的情况。比如说拉里•埃里森,他曾经在2006年美国富豪榜中名列第4,估计身家195亿美元,是甲骨文公司的最大股东。

但在2002年的一系列电子邮件中,埃里森的金融顾问菲利普•西蒙要求埃里森减少开支,因为他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的信用极限。当埃里森的股票上涨时,他更愿意用股权保证金贷款的形式继续买进而不是脱手卖出。他在游艇上的花费是1.94亿美元,在日本购置一栋别墅用了2 500万美元,每年用在“生活方式”一项上的费用是2 000万美元。

西蒙在一封邮件中写道:“我很担心拉里……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裁减开支和制订计划。”他后面还补充道,“我们这列装满货物的火车偏离了轨道,就快要撞上负债这堵墙了。”

一些经济学家在这股奢侈大潮中看到的是黑暗的一面。伴随支出的“涓滴效应”而来的是欲望的“涓滴效应”。由于周围到处充满富翁,使得中产阶级、甚至中上产阶级在对比中突然觉得自己穷得要命,为了赶上他们的步伐也不惜用入不敷出的方式疯狂消费。

经济学家罗伯特•H•弗兰克在著作《奢侈病》中写道,在金字塔顶端的富有人群的奢侈消费方式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设置了一个他们试图模仿的新标准。由于普通人的收入平平,甚至有下降的情况,于是大众消费者正在步入负债的快车道。为了尽力赶上别人的脚步,他们不得不拉长工作时间,缩短与家人共处的时间。专为富人生产的高档产品也为普通消费者设定了一个新的、缺乏理性的坐标系,似乎只要普通消费者自己做出了购买决定,就一样也可以用上富人爱用的高档产品。弗兰克举了一个他购买烧烤炉的私人购物经历来说明他的观点。他的上一个烧烤炉是20世纪80年代买的,当时的价格是89.95美元;然而,等他最近再去商场寻找一个新烧烤炉时,却一眼发现了Viking-Frontgate牌的一个专业烧烤炉,7英尺长,全不锈钢材质,售价5 000美元。

“关键是这个5 000美元的高档专业烧烤炉摆在那儿,就让你觉得买一个标价1 000美元的炉子几乎算得上寒酸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购买这些高档的烧烤炉,那我们心中对于‘可接受的户外烧烤炉’的标准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我们认为需要的东西以及我们能买的东西,绝大部分—有时候几乎是完全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选择。”

结果,弗兰克认为,全国的非富有人群都在浪费时间和金钱试图赶上富有人群的消费脚步。他还说,这些人在追赶的过程中,还对周围的环境和他们居住的社区造成了伤害。赚更多钱赶上富有人群的压力就是让人拼命加班、没时间睡觉、减少跟孩子相处时间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美国人觉得越来越不快乐的原因,因为快乐很大部分取决于你和周围人比较的时候,你比别人好多少。弗兰克认为,随着富有人群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多,这种压力只会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

“公司高层管理者显示他们财富和地位的方式是修建一所客厅面积必须是100 000平方英尺而不是50 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买一辆价值200 000美元而不是100 000美元的汽车以及买一只售价50 000美元而不是25 000美元的手表。这种高端消费会引起大众消费标准的持续升高,让普通人感到一种难以企及目标的压力。”

总而言之,富翁们对奢侈挥霍的强烈嗜好对这个国家经济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为饭店侍者、管家、女佣和宾利车行都创造了更多新的工作机会;但与此同时,富裕阶层用自己的借贷,和试图模仿他们生活的普通消费者的借贷行为,合力把这个国家推入负债的深渊。

然而,虽然过度奢华,“富人国”国民仍然是乐于为慈善事业捐款的一个群体。正如他们重新?义“奢华”一样,他们也重新定义了“慈善”。他们的捐赠新方式早已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是他们一旦成功,如果他们愿意遵守诺言大手笔捐赠,他们也许能在公共健康、科学、艺术以及全球贫穷和教育等诸多领域为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1)


家有新贵初养成

唐•卡迈克以立正的姿势站好,端着两盘表面撒满杏仁碎、用摩洛哥调料料理的鲈鱼。这位金发美女、前星巴克的咖啡侍者现在身着白衬衫蓝西装,左臂上搭着一条折叠得有棱有角的餐巾。她与其他三名侍者正在斯塔基宅邸(位于丹佛市中心的一所乔治王时代建筑风格的宅子)的“凹”形厨房里排好队形等待上菜。只要听到厨房门上的两声轻敲—这是约定的信号—这个小团队就会整齐地步入餐厅,招待12位宾客,同时首次公开表演他们的“上菜芭蕾”。

“上菜芭蕾”是一套繁复的日常礼仪,所有的侍者必须用整齐划一的姿势和节奏为客人上菜。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也是斯塔基宅邸—更著名的称呼是“管家培训营”—所教授的最难掌握、要求最高的技巧。

卡迈克女士在脑海中温习这套程序:先把左手的盘子递到客人面前,接着往右走两步,将第二个盘子自右手移至左手,然后再上。端菜上桌时,她的身体必须前倾到足够把盘子流畅地递送出去的距离,但又不能太靠近,那样令客人不舒服。上菜完毕后,她应该马上后退一步,等待与其他侍者进行目光示意后一起以逆时针的顺序撤出餐厅。

每一步看起来都应该像精心编排的舞蹈,最后引向整个“舞剧”的高潮段落:“飞越”—一段以盘子杂技为主题的“双人舞”。在这段高潮中,管家们的身体快速地轴心旋转,齐刷刷地将第二只盘子从右手移至左手,使观众产生一种幻觉:似乎盘子在移动的过程中飘浮在半空中。

“上菜芭蕾”的设计展示了一个未来管家所需要的重要素质—纪律、敏捷、仪态和对餐具得心应手的操控。这就是管家训练营中难度最大的培训课目之一。

一年4次,充满抱负的管家们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位于斯塔基的管家训练营,这里的正式名称是“斯塔基国际家政管理学院”。他们的目标是成为照顾和服侍富有阶层的大师级人物。整整8周,学生们在斯塔基的大宅里进行封闭性训练学习烹饪、擦拭、除尘、洗衣和叠衣。他们学习如何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熨烫一套法式反褶袖口衬衣;如何剪一支1926年的帕多纳雪茄;如何为一幅德库宁的油画除尘以及如何用橡木味的霞多丽白葡萄酒搭配烤家养母鸡。

他们还要学习在预定时间内(一般是20~30小时,视房间里的艺术品和古董陈设情况而定)打扫一所45 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何处能找到1 020织数的床单(通过Kreiss.com购买);当雇主在地中海一艘游轮上时,如何在半夜里为他订购本•杰瑞牌“大块猴子”冰激凌并运送到游轮上去(通过一家英国环球运送服务商)。学成之后的他们将懂得如何把一幢30 000平方英尺的宅邸分成不同“区域”来进行保洁和维护。他们也学会设计“文具”—为显示主人财富和社会地位而设计的专用信封和信纸抬头。他们还会学到紫貂皮围脖绝不能储藏于雪松木制成的衣柜中(会让貂皮失去水分和光泽),而且,绝对不能把宾利轿车开到洗车场上去。

训练期间,大多数学生住在这所房子里,遵守着严苛的斯塔基管理守则。每个人必须身着卡其布制服、挺括的白衬衫、蓝西装和棕色皮鞋。称呼彼此的名字是严令禁止的,为了强调身份的界限,每个人都要称对方为“先生”或者“女士”。每当有访客进入房间,学生按照要求必须立即起身致意;如果有任何一只杯子需要添加咖啡、一把勺子需要擦亮或者一位客人需要接待,斯塔基的学生们必须马上行动。这些未来的管家们对服务是如此执著,即便老师已经宣布了下课,他们还是随时从椅子上蹦起来为旁边的水杯加水。

课程结束时,这些志向远大的管家们就将成为为富有阶层提供高度个性化服务的专业人士。他们知道,富豪们喜欢自己的洗发水瓶和牙膏管永远是满的。如果他们的雇主有四个家,那么很可能他们会希望每一个梳妆台抽屉和浴室橱柜里物品的摆放完全一致,那他们就不必到处寻找袜子或药片了。他们也会了解到富豪们生活在对细菌的持续恐惧中。

“富人们都是对健康要求过高的怪人,”斯塔基的首席指导雷蒙德•钱皮恩站在斯塔基教室里的白板前说,“他们非常成功,都想长生不老。他们过分关注细菌,甚至到了被细菌牵着鼻子走的地步。习惯这些微生物吧,这世界上细菌太多了。”

从斯塔基毕业时,学员们对富人的其他两大关注重心—宠物和收藏品已经非常了解。在斯塔基,这些都属于“关乎饭碗”的必修门类。

一次课上,钱皮恩讲了一个南部家庭的故事,这家的豪宅中堆满了各种鸟声模仿器,管家需要每天对它们进行除尘和保养,还有一个家伙拥有500辆必须手洗的轿车;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养了一谷仓的猫,雇佣了三个全职员工专门为猫清理床铺,外加一个全职饲鸟员—每天负责把谷物撒在谷仓的地上吸引鸟儿来,只为了逗猫开心!

“喂鸟的那家伙比我们谁都赚得多。”他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斯塔基的学生们永远不评价雇主,他们管雇主叫“首长”。如果“首长”每晚要喂她的西施狗吃文火炖煮小牛里脊,管家应该微笑着奉上。如果“首长”身在棕榈滩,希望他的私人飞机去他位于南汉普顿的酒窖取一瓶拉图堡红酒送来,管家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刻执行命令。

斯塔基的学生为这个培训支付的学费是12 000美元,听上去也许有点离谱,但他们所得的回报却更加惊人。管家已经成为美国从业人数增长最快的职业之一。每年有这么多“富人国”国民需要管家,于是他们的需求和工资都飞速飙升。一个优秀的斯塔基毕业生的起薪就是8万~12万美元—更不用说豪宅中的免费食宿了。

当然,首先他们必须通过“上菜芭蕾”这一关。今晚,唐•卡迈克和其他的准管家们非常紧张,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上菜芭蕾”试演,而他们并没有经过足够的练习。唐收到讯息后,带领其他三位侍者进入餐厅。在水晶枝形吊灯下,参加晚宴的客人都已就座,每个人面前的餐桌上都完美地摆放着刀、叉、匙、碟、洗指碗和全套玻璃杯。

第一盘菜顺利地放下了,但在“飞越”环节,唐的动作比其他三位略快,她大惊失色,试图回到一致的节奏上。其他三位也吓坏了,客人们抬起头打量这四个陷入恐慌的管家,她们只好端着鲈鱼盘子一动不动地站着。

终于,管家们互相点点头,上完菜,飞快地撤出房间。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2)


“我没控制好节奏,”唐在厨房里对其他管家们说,“上帝啊,这太糟糕了。”

詹姆斯•霍普金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缅因州人,同样感到失望,他说,“感觉糟透了,我们看起来像一群机器人。”

第二天早上,钱皮恩开始评点他的学员们。曾经在海军服役,专长包括武术、武器训练和装饰性烘焙工艺的钱皮恩,对学员的马虎毫无耐心。他曾担任过几个将军的军事助理,并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钱皮恩那6英尺2英寸① 的个子、宽宽的下巴和无可指摘的礼仪都使他成为管家培训营中的完美教官。

“我很失望,”次日早晨他站在白板前对学生说,“非常失望。”

钱皮恩说,除了“飞越”以外,整个过程中还有其他失误。他看着约翰•里奇,一个来自纽约北部、有点浮华的家庭旅馆老板。里奇在前晚的宴会上负责倒酒,他的职责是让桌上所有的杯子始终保持在半杯满的状态,然而他却在几个杯子中只有1/4杯酒时没有添酒。钱皮恩还说里奇对客人之间的谈话倾注了太多注意力,而没有做到一个管家必须具备的“置身事外的殷勤周到”。

“我能说什么呢?我本来就是个社交型的人。”里奇后来对我说,“客人们聊的都是有趣的事情,很难让人充耳不闻。我没有不停地倒酒是因为我感觉自己那样有点像强迫症。不过,钱皮恩说得对。”

第二天晚上,这个班级承接了另一次正式宴会,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唐打头阵带领着一队侍者表演了一场专业的“上菜芭蕾”;里奇让每只杯子保持在不多不少始终半满的状态,他同时也成功地过滤了客人们的谈话。

次日早晨的评点会上,钱皮恩用一个满意的微笑祝贺他们。

“恭喜!”他说,“那才是真正的服务!”

管家2.0

实际上,“管家潮”的故事就是过去15年来美国人财富增长故事的一个侧面写照。它所讲的不仅是一个“更多富人需要更多管家”的主题(尽管这个主题占整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同时也叙述了在美国新贵们的推动下正在兴起的一种新型财富文化。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管家是一个濒临“绝种”的族群。在19世纪末美国的“镀金时代”和“怒吼的20世纪20年代”中修建的那些宏伟的豪宅,连同豪宅中大批的男仆、厨师、女佣、司机和管家一起,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随着财富创造速度的放缓而开始逐渐式微。对管家的需要渐渐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许多过去世袭贵族的财产。从文化上来说,“富豪阶层”成为一个陈腐的名词,而与之相连的“家政人员”这个称谓当然也不再流行。管家变成遥远世界里的废墟,只存在于P•G•沃德豪斯的小说中或者像《去日留痕》(Remains of the Day)这样的电影中。

“高级家政服务的整个概念在那时都消失殆尽,”斯塔基国际家政管理学院的创办者玛丽•斯塔基说,“被人服侍已经不流行了。”

但如今,管家们却卷土重来。随着“富人国”国民的人数的暴涨,他们的豪宅、嗜好的玩具和多样的生活方式一起创造了对家政服务的新需求。女佣、保姆、私人助理和私人保镖的数量激增。家政服务—一度被认为已经是强弩之末的一种服务业—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而在所有的职业中,“管家”这个行当经历了技能和薪酬两方面最为惊人的转变。

位于纽约、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管家中介机构登载了上百条寻找优秀管家的招聘启事,而符合要求的应聘者却远远不够。如今准备就业的管家们有的是选择,他们的工作地点或者是曼哈顿的高层豪华公寓,或是加勒比海圣巴特斯岛的海滩住宅区,又或是阿斯本的原木豪宅。一个旨在为富豪介绍家政经理的新网站EstateJobs.com,自2005年创办以来仅3个月的时间就接到了100多个寻找管家的帖子。上面的广告以及网站的口号“快来美丽的巴哈马群岛”,听起来更像旅游广告,而不是招聘类广告。以下就是两则刊登于2006年末的广告:

一年中6个月住在美丽的棕榈滩,6个月住在波士顿和开普岛。急招住家管家/贴身男仆。工作内容包括打理主人的衣橱和财产目录;照顾主人起居、娱乐、负责待客;厨师外出时帮助制作清淡的午餐。

管家住宿:佛罗里达精装一居室独立住房或者波士顿和开普的酒店式公寓。

对那些偏爱汉普顿的管家来说,下面这则更具吸引力:

纽约家庭需要一个极具组织才干的管家。他们夏天住在汉普顿,需要人协助管理新家(目前正在修建中)并为新家配备女佣领班、厨师和其他一切所需的人手。他们希望的管家还必须懂电脑技术—熟悉苹果电脑和黑莓移动邮件设备,能在海滩的新家里建一套智能系统;还要能负责娱乐设施的建设、安排旅行并协调各类供货商。其他职责还包括采购礼物。

美国劳工统计局没有管家的统计数据(他们正在着手做这项工作),不过据各中介机构说,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寻找家政经理和管家的富人数量逐年上升。

戴维•贡扎勒兹,加州家政职介网(EstateJobs.com是其旗下公司)的创办者和董事长说:“这并不是一条广为人知的职业道路,但这个行当的人才需求却相当惊人。富翁的数量以及他们的豪宅规模都呈爆炸式增长,突然间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帮手。”

比如,贡扎勒兹的一个客户就为家人买了15处房产,他需要40~50个人的家政班子为他打理所有的豪宅。在纽约派维利职介机构工作的凯斯•格林豪斯说:“每一个客户的用人要求都很难满足。”“寻找优秀的帮手”似乎一直都是富人阶层的头疼之事,如今随着“富人国”规模迅速扩大,这个问题的难度也就更大了。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3)


这样就催生了管家培训业的兴起。俄亥俄州家政服务学院是另一家管家培训学校,正打算在全国开设分校,以满足日益增加的管家需求。该校的创办人卡罗•斯库德尔说在她之前5个班级毕业的所有学员(40名)都在毕业前或刚毕业时就找到了工作,其中大多数学员的起薪是75?000美元/年以上。所谓的CHM,即“注册家政经理”的缩写,现在也跟“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和“法律博士”(JD)一样,赫然出现在名片上。

斯库德尔说:“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学生,至于他们以后的工作机会,那真是遍地都是。”

然而,斯塔基国际家政管理学院却成为了管家培训领域的领头羊,也是全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管家培训学校。玛丽•路易斯•斯塔基,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涂着鲜艳的口红,系着引人注目的围巾,脸上永远挂着微笑。她的名片上是这样写的:玛丽•斯塔基—服务业第一夫人。

斯塔基出身富贵之家,因此,对于聘用好管家的秘密,她可是从小就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她的家族拥有南达科他州的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厂,她父亲的家族是南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富豪世家。

“我过去常去父亲的老家,那时有一个叫沃特的小伙子是祖父的司机,”她说,“他算是我进入服务业的一个诱因。经过多年以后,沃特和我祖父之间的主仆关系逐渐深化,沃特愿意为我祖父做任何事。他对自己的角色充满自豪。”

斯塔基的家庭希望她日后进入大学,找个丈夫,然后成家好好过日子,然而斯塔基却另有打算。在丹佛一所教会大学待了几年后,她辍学了,随后进入大都会州立学院,获得社区服务开发专业的学位。在几个慈善组织和基金会干过一系列的工作后,斯塔基辞职准备找别的工作。

一天,她的一个熟人打电话来说需要雇一个人去打扫房子,斯塔基当时刚刚离婚,正在艰辛地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很需要钱,便接了这个工作。她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商业机会,于是很快就开创了一家保洁公司。仅仅几周的时间里,招募保洁人员的电话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后来她就创办了一家介绍保姆和女佣的中介公司。某天,一个在丹佛学习的中东王子打电话说需要一个管家,她找遍了整个丹佛都没找到一家管家中介机构,于是她决定自己创办一家。

不过,斯塔基很快就意识到,富豪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过去的贵族阶层连同他们那些戴着白手套的秃顶管家早就被时代洪流抛弃了,取代贵族阶层的是新一代年轻的、凭借个人能力打拼出来的企业家和金融巨子们,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为自己修建起充斥高科技设施的豪宅。他们需要一个小伙子(更多时候是一个女士)来管理他们日益复杂的家庭。

一个完美的管家得监督30个服务提供商—服务范围从游泳池的清理到庭院设计到家庭影院安装再到宠物美容。他要能管理每年200万美元的家庭预算,并将每一个物品的细节都记录在Excel表格里。他得是个电脑通,能够在家庭智能系统里安排灯光控制,在蒙大拿的农场里接通网络,还要能从数英里之外的手提电脑上设制家庭报警系统。他还应该能充当旅行社代理的角色,能够马上预订到下一班去巴黎的班机并为主人在乔治五世酒店拿到一间上好的房间。同时,他必须会当领导,能够监督和管理下面一帮爱发脾气的女佣、疯疯癫癫的厨子、似乎无所不懂的保姆以及性格乖戾的保安。

“富人国”国民其实不需要管家,他们需要的是“我的生活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于是,在1990年的一天,玛丽•斯塔基拿了本字典坐下来,开始寻找一个确切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新时代的管家。

最后她只好自创了一个:“家政经理”。斯塔基用这个新名字重新定义了“管家”这一传统角色,并从此开创了一份全新的事业。她在丹佛市中心的一幢老房子里创建了斯塔基国际家政管理学院,后来,学院搬至一间乔治王时代建筑风格的红砖大宅中,就在国会的后面。

斯塔基亲自为第一批学员上课,后来才渐渐地雇佣员工,包括钱皮恩先生和饮食指导威廉•阿尔托夫,阿尔托夫曾为三任美国总统当过厨师和贴身男侍,还为副总统阿尔•戈尔做过管家。其他的教师不是长期合同职工,其中包括安全专家、人力资源专家、豪华房车专家,还有珠宝师、布料专家、智能家庭系统零售商以及品酒师。

斯塔基的学校目前每年开设9个班,2006年培养出100位新型管家。除此之外,学院还组织一年4次的管家培训营项目,还有一个为时4周的 “注册家政经理项目” 速成课程以及一个4天的软件课程。

斯塔基的收入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05年达到了200万美元。其中大多数收益来自学费之外的副产品:斯塔基出售自己的软件、一本650页的家政经理教材以及一本为那些没?雇佣家政人员经验的主顾们编写的“主人手册”。

每年,斯塔基会主持一个名为“技艺复兴”的大会,遍布全国各地的家政经理们汇聚一堂交换经验和心得。斯塔基还在撰写一本关于礼仪的新书并策划一个家庭办公室教学的新项目。而她最大的收入还是来自职介和咨询,每一个经她推荐找到工作的学生,都得交付相当于他们第一年工资25%~35%的佣金。

虽然每年有这么多毕业的学生,但斯塔基还是无法满足需求。在斯塔基学院的3层,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中介工作,他们每天接到无数个要求寻找管家的电话。墙上一块巨大的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寻找家政经理的广告: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4)


豪宅需要注册家政经理—年薪9万美元。

寻找家政经理—要求精通各类娱乐项目、大型建筑工程项目、私人飞机、游艇和行政管理。

为富人介绍了这么多管家后,斯塔基女士也对 “富人国”的国民有了深刻的了解。她不得不更关注他们说话而不是行为的方式,因为,比如说,新贵们喜欢说自己只是中产阶级,虽然他们“碰巧”拥有4所房子和一架湾流飞机。在管家培训营开始的第一天,斯塔基女士给她的学生们讲了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对冲基金经理到她这儿来咨询管家雇佣事宜的情形:

“我们见了面以后,这对夫妻对我说:‘我们真的就是非常随意的普通人,只不过需要一个人来帮我们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而已。’他的妻子以前是个舞蹈家,打扮非常华贵,全身都穿着香奈尔和巴宝莉名牌服装。他们家的墙上挂满名画;他们的地下室有一个淡水泳池,池边种了棕榈树,还有一个藏有5 000瓶酒的酒窖。当我问及他们的餐桌摆设时,女主人向我展示了20件一套的顶级银器品牌克里斯多夫餐具,包括吃鱼用的刀子和一整套按照他们的要求定制的特别餐具。他们的生活跟‘随意’和‘普通’一点儿都不沾边。‘只需要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别开玩笑了!”

斯塔基女士还不得不注意如今的新贵们对贴身侍者表示友好和亲密的倾向。她的客户们都把那套虚假的平民做派练习得滚瓜烂熟,都不喜欢做一个古板守旧又妄自尊大的雇主。他们希望展现他们完全可以跟身边的服务人员做“朋友”—即使他们真的不能!为了划清界限,斯塔基女士在她的学校里严令禁止学员们互相称呼名字,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被称为“先生”或“女士”。她也这样要求到学校来雇用员工的主顾们。

“如果你的雇主对你说:‘噢,就叫我钱德勒吧,这是吉姆。’千万别听他们的!”斯塔基这样对她的学生们说:“你能叫‘钱德勒’给你加薪吗?记住,你们不是哥们儿。你可能有很多身份—母亲、女儿、父亲、姐姐、朋友。但是,在工作中,你是个专业人士,界限非常重要。”

为了服务好这一代新式富翁,斯塔基开发了整套全新的管家课程,跟英国那种老式的优雅管家范儿完全不同。当然,她手下的管家也要学烹饪和打扫,但是他们还得学会怎么为富人们称之为“家”的那个“六星级”现代化大宅子充当管理人员。

所以管家培训营是建立在一套复杂的管理系统—“服务管理范例”之上的。管家们要花100个小时学习这套在哪儿都用得着的体系。这可以算一个商业计划,可以让今天那些看中管理才能、信赖流程作业的新贵们放心:他们找到的确实是个好管家。

这套体系从介绍“服务愿景”开始,服务愿景相当于公司的战略目标,管家们在这儿得详细说明他/她在雇主的房子里(无论正式或非正式,无论海滩度假别墅或者老式豪宅)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接下来是“人员篇”,这一部分,学员们要完全搞清楚雇主的家庭族谱、生活目标、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日常行程安排。“环境篇”描述了主人房产和其他宅第的具体方位和位置。

整套体系的核心部分是“标准模块”:包括“十大服务标准和服务的长期可变因素”,“标准模块”为各级别的服务提供了一个基准线。比如,你应该一天洗一次狗床还是洗两次?雇主喜欢把T恤挂起来还是折叠整齐?他们喜欢全家围桌共享晚餐还是“分餐分食”制?家政经理甚至还需要为每位家庭成员制作一张“最爱吃的食物”表格,以确定某人的安慰食物是肉丸子和土豆还是黄油煮龙虾配香槟胶冻。

由于管家的工作内容大为改变,所以管家的形象也随之改头换面。那种身体僵硬、下颚宽阔,似乎生来就应该做这行的老管家形象已经不流行了。如今的家政经理更年轻,通常都有大学学历,而且更可能是女性。在斯塔基学院我参观过的那个班总共10名学生,一半是女性。大多数都是三四十岁,而且几乎都有服务业从业背景,比如酒店、度假村或者餐厅等等。他们都宣称自己有所谓的 “服务情结”。

如果你问任何一位正在受训的准管家,他们为什么会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用于满足富人的各种奇怪念头,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到“服务情结”。唐•卡迈克说她是在为一个富有的庄园主担任家政助理时发现自己的“服务情结”的,她当时的工作包括协助维护雇主的两处房产,负责他的一日三餐,帮助他迎接宾客并安排他的旅行。

“我很想知道什么能让他开心,”她说,“我每天早晨按他喜欢的方式切葡萄柚,我永远把打开电视看到的第一个频道设置到36频道,那是他最爱的频道。我也时时问自己:‘为什么给他选一包正确的薯片对我这么重要呢?难道我有毛病吗?’但是我来到斯塔基后,突然意识到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真的觉得自己天生就是要干这行的。”

詹姆斯•霍普金斯是个22岁的大学毕业生,有餐饮管理专业的大学学位。他是在缅因州巴尔港发现自己的“服务情结”日益膨胀的。他父亲是个渔夫,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詹姆斯一开始给人打暑期工收拾草坪,后来在海豹港附近一处海景别墅里找到除草和维护庭院的工作。那家人很喜欢他,他也开始帮他们干点杂务—美化花园或者把游艇停进船坞,有时也干点屋内的事。

“我发现我喜欢待在富人身边,” 他说,“要知道,我原来的雇主可是飞到法国吃午餐、时常在游艇上喝酒的主儿。如果我的工作是协助他得到这些享乐,那我就感到很开心。”

所以,霍普金斯先生先是借了一笔2万美元的学生贷款攻读了餐饮招待专业的大学文凭,接着又借了12 000美元来斯塔基学习。

他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说:“我有点紧张,因为对这一行来说我有点年轻,不过我时刻准备着学习。”

凯文•斯塔福德是在酒吧吧台后发现自己的“服务情结”的。这位留着浓密小胡子的佛罗里达人今年48岁,戴着很厚的眼镜,身上有一种既认真又热心的气质。他曾经在“伯纳德浪潮”(佛罗里达州可可海滩上一个酒吧)当过几年酒保。“伯纳德浪潮”是美国宇航局工程师们喝酒聚会的据点,斯塔福德就在这个吧台后卖冰啤酒,听着各种太空科技项目的八卦。

“很多时候都在谈什么O型圈、燃料胶之类的东西。” 斯塔福德说。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5)


几年前的某个晚上,一对从外地来旅行的年轻夫妇到了酒吧,他们点了“伏特加螺丝起子”(一种鸡尾酒的名字)和红牌马天尼。斯塔福德跟他们聊了几句,知道他们是来这儿度假的。一年以后,这对夫妇又来了,斯塔福德见了他们后就问:“还是伏特加螺丝起子和红牌马天尼?”

“他们很讶异我竟然还记得。”他说。后来,那位男士跟斯塔福德聊了聊,然后转过头对妻子说:“我打算在这儿开始新生活。如果真的决定住下来,我会请凯文当我们的管家。”

果真,这对夫妇后来移居佛罗里达,并从奥兰多的房地产业中积累了巨额财产。他们刚刚完成可可海滩一套11 000平方英尺的顶层豪华公寓的装修,并真的聘请了斯塔福德来做管家。他们还雇佣了斯塔福德的太太,为他们买了一辆新卡车还允诺帮他们翻修房子。最重要的是,他们同意付钱资助斯塔福德来斯塔基学院学习。

“我太感激他们了,”一天下课后,斯塔福德双眼充满泪水对我们说,“一切就好像一个梦。”

然而,对斯塔福德和他的同班同学们来说,管家训练营却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令人着迷。在斯塔基第79届管家训练营,压力开始渐渐显现出来了。毕业汇报表演的前夜,全班同学围绕着一块毛毡桌垫爆发了一场争论。桌垫太小了,唐和一个名叫贝弗利的百慕大同学就怎么改善它意见不统一。贝弗利说这是她管的工作,应该交给她来处理,而唐忍不住发脾气了,她说:“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钱皮恩无意中听见了她们的争吵,走过来把唐拽进书房 “谈话”。

“他说:‘你想过没有,如果当时你们的雇主在那儿呢?’”唐回忆道,“他说我无权表达自己的意见,除非有人问我。他还说如果他再听见我那样对别人说话,就会让我离开斯塔基。”

唐哭着冲出了房间,屋外正下着暴风雪。她在自己的车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试图做个决定,到底是留在斯塔基还是马上开车走人。

“我后来意识到我是属于那里的,”她说,“我意识到我来斯塔基是为了学习优雅的举止和礼仪,那正是钱皮恩刚刚教我的啊。”

于是她回斯塔基完成了剩下的课程。

詹姆斯•霍普金斯也有自己的“低潮期”。虽然他故作成熟,摆出一副成年人的姿态,但大学生的一些语言和行为方式还是频频在他身上出现,对于一位未来管家来说,他那样的做派实在难登大雅之堂。比如,他总是在该说“Yes”的时候说“Yeah”;他还咬手指;说话的时候也很少直视对方的眼睛。

钱皮恩每天都在纠正他,改掉他幼稚的说话方式,看见他咬手指就指出来。

“他老盯着我,跟我过不去,”霍普金斯说,“不过,我还真需要被他盯着。”

一天,钱皮恩用了两个多小时教同学们怎么为客人开门—这可是管家的必备知识。他讲道,管家应该快速而平稳地把门拉开,但不能快得吓着别人;门打开的时候应该马上后退一步,让自己的肩膀完全与门平行。

“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应该像一件艺术品,”他说,“比如开门,这就相当于把舞台的幕布拉开。”

凯文•斯塔福德曾经也因为功课跟不上而不得不求助于他的两位同学。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怀疑斯塔福德能不能顺利毕业,”约翰•里奇说,“还好他挺过来了。”

一些学生私下说钱皮恩逼得太厉害了,对各种小细节太计较了。当我提到这些的时候,钱皮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是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服役时在一次沙漠袭击中失去战友的真事。在这次袭击中,钱皮恩对他的朋友说他们会一起战斗,一起回美国。但他的朋友却永远也不能回来了。

“对这些学生也是一样,”他说,“我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我永远不会让他们失望。”

毕业的那天,所有的学生都露出真心的笑容。斯塔福德回佛罗里达开始了在顶层豪华公寓里的新工作;另两个毕业生被雇去管理华盛顿的一所豪宅,其中一个的年薪是120 000美元。瓦努阿图(一个太平洋岛国)一家新开的高级奢华度假村欢迎里奇去工作,这家度假村的每周入住价格是250 000美元,但里奇谢绝了这份工作;而霍普金斯在佛罗里达为一位基金经理做管家;卡迈克女士也得到了一些工作机会,虽然她现在还没确定选择哪个。

卡迈克在毕业典礼结束后一边走下斯塔基学院的阶梯,一边说:“我热爱这种工作,我知道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

训练新贵

正如新式管家需要培训一样,新贵们也需要一定的训练。因为今天的大多数富有阶层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还不习惯有仆?服务。他们习惯了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所以对于雇用家政人员而产生的那套古板的礼节感到很不自在。

拿鲍勃的例子来说:鲍勃是远西区(指美国洛杉矶至太平洋沿岸的地区)的一位地产大亨和大庄园主。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占地800英亩① 的一片土地上,居住区域就有10 000平方英尺。他们有一个主住宅楼、艺术工作室、狩猎木屋,还有其他一些楼房零星散布在这一大片土地上。鲍勃请了6个人来管理这些物业,其中包括一名从斯塔基毕业的家政经理。

要习惯跟这么多陌生人住在一起也需要时间。尤其是因为鲍勃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电视剧《两小无猜》(the Wonder Years)那样一个二战后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社区。

“真的感觉很怪异,”他说,“实际上,有一个住家佣人根本没有听上去那么妙不可言。他们会触摸你的所有物件,从贴身内衣裤到你的药品。那实在不是我想要的。”

他之所以雇佣那么多人,是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跟妻子一起陪陪孩子们。因为他们平常打理自己的生意太忙了,常常不在家,所以空闲的时间不想被打扫、做饭、整理庭院等琐事占据,只盼着跟两个儿子在一起。

“我们只要在家,就希望什么事情也不做,只纯粹地陪着两个孩子。我们不想做家务、修理东西和打扫卫生。我们的目标是每周能有55个小时跟孩子在一起,现在终于达到目标了。”

然而,鲍勃很快就发现雇佣帮手也同样会带来烦恼。





从管家培训学院说起(6)


“突然间,你家里就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办公室政治’问题,比如,女管家可能对我们很好,但却会暗地里威胁另外的雇员。结果我们不得不解雇这个女管家。”

他的第一任家政经理表现更糟糕。她是个严厉的女人,专长是组织大型正式宴会。她渴望在一个需要时时组织豪华宴会招待贵宾的家庭里工作,可是她的工作却是为鲍勃一家服务,这一家人喜欢的只是在吃下一份分量很足的沙拉后骑着山地车绕庄园跑一圈。大多数夜晚,他们晚餐后的活动就是给孩子们读读故事书,或者用DVD看看40年代的喜剧片。鲍勃连西装都很少穿,座驾是一辆开了6年的旧车,他们极少在家开派对。

那位家政经理深感失望。

“我们不是她希望的那种名流家庭。”鲍勃说。

总之,她极力地说服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每周五的晚上,她都自作主张地为这家人献上一桌正式晚宴,鲍勃和妻子及两个小男孩坐在餐桌前看这位家政经理用纯银的餐具为他们布菜。她甚至买了一个昂贵的蒸汽熨斗以便把餐巾压成完美的三角形。

“在一次晚宴中,我和我妻子对望了一眼然后说:‘这算什么?难道她认为我们应该过这样的日子?’”

有一次,鲍勃的妻子坚持让这位家政经理叫他们名字就行了,她回答道:“是,夫人……”

鲍勃终于烦透了他的女管家,后来他雇用了一位新的家政经理,他是从斯塔基毕业的。目前为止,他干得还不错。这位家政经理以前在银行工作,像做商业管理一样管理鲍勃的家,这一点鲍勃很满意。鲍勃支付的薪水也恰当,8万美元一年。

“斯塔基所做的就是给学生一个商业学位,”鲍勃说,“我们家有了这位新的家政经理后,大小事情都在Excel表格上一目了然。我们每天有电子邮件往来,周末的时候他会交给我们一个概括性报告。所有的账单和信用卡都在Quicken(一种财务管理软件)上运作。我们把家也像生意一样打理,损益报表以及其他一切事情都一目了然。”

他也高兴地看到他的家政经理很喜欢从事服务业。

“以前来我们家帮忙的人有很多脾气不好,你能看出来他们讨厌这个工作。我们现在的雇员了解我们也只是普通人,雇他们来帮忙只是为了让我们有时间陪孩子。我想他们也尊重这一点。”

然而直到现在鲍勃有时仍然会疑惑,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生活变得如此复杂了。除了他的6个家庭雇员以外(包括家政经理、保洁、助理、园艺师和她手下的两个工人),他估计还有200个供货商定期来他家。

“我刚知道我们还有钾肥专家,因为我们种了葡萄,”他说,“我之前从没想过我会有个土壤专家。还有一个女人定期上门为我家橱柜做法式抛光;一个专业技工来修我们的法国水龙头。我现在才知道,不能找A1水管工公司修Etoile系列的水龙头。”

“我常收到‘请批准北泳池通风装置更换费用8 000美元’之类的电子邮件;我们的蔬菜水果清单在Excel表格上做;我们甚至还有一个记录游泳池水温的Excel表。那真是有点奇怪。”

他用一只老鼠的故事形容他的新生活:

“一天我看见屋里有只老鼠,以前我大概会找个长扫帚来把它消灭掉就行了。可现在不同了,我写电邮给家政经理告诉他情况,他随即找了家消灭害虫的专业公司,这家公司来我家捉住了老鼠。然后家政经理吩咐其他两个职员去处理这只老鼠。所以,结果是5个人而不是一把扫帚解决了‘鼠害’,而我当时还觉得挺正常的。不过我后来想,我的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

“富人国”的国民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么多人是怎么变得如此富有的?虽然报纸都在报道什么“CEO工资”和“赢者通吃”式的薪水,不过,我们今天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们的财富都应该归功于一系列与以往非常不同的、更广更深的经济变化。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1)


—新贵Vs.老贵

一个微风拂过的温暖夜晚,棕榈滩马阿拉歌俱乐部的巨型舞厅里,灯光如同白昼般闪耀。

水晶枝形吊灯在天花板上流泻出一片璀璨的光芒,聚光灯将五彩缤纷的桌子都笼罩在一个橙色光圈里。舞厅里的墙壁、天花板和柱子以及一排排从天花板一直通到地面的镜子上都装饰着金色浮雕。主舞台上,迈克尔•罗斯交响乐队(被称为“南加州最受欢迎的乐队”)奏响了《珍珠串》的头几个乐章。

一簇簇雪白的玫瑰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每张桌上都摆着怒放的兰花。当晚餐铃声响起,几百名客人沿着一条红地毯鱼贯而入,宣告着每年一度的国际红十字会舞会正式开始。

来宾中有皮肤晒成金棕色的阔太太们,她们穿着紧身的Scassi或Isaac Mizrahi的定制晚礼服;有着力打扮的社会名流,梳着棉花糖一样造型的头发,佩戴着草莓那么大的宝石首饰。他们都是地产大亨、软件业巨头、产权购买专家和基金经理,清一色地穿白色燕尾服扎白色领结登台亮相。

一位迈阿密的房产开发商在跟一位私人银行家聊离岸避税天堂。加拿大大使正向一位度假村开发商宣传自己国家的旅游潜力:“那是加勒比海一颗隐藏的明珠,是可以开创一番事业的大好机会。”

杰姬•布拉德利是个体型丰满的金发女郎,她穿着一条镶满珠宝的Joy Cherry窄身晚礼服(应该是费了一番劲才把自己塞进这条裙子),正在和朋友谈论她的新书《炸弹圣经》。

“它真的是关于我内心世界的一本书,”她说,“我希望用它来帮助像我一样的女人们。”

大厅里到处可见镶着珠宝的皇冠首饰。红十字舞会是棕榈滩最后一个坚持把“头冠”包含在服装标准里的社交活动,那些为头冠着迷的派对皇后当然要充分利用机会大大展示一番。你可以看见来自英国的19世纪皇冠,还有从梵克雅宝(著名珠宝品牌)借来的皇冠。奥地利名流赫米•德•怀曼•米洛正在炫耀她头上那顶镶着7克拉钻石的皇冠—那是一位普鲁士女伯爵给她的。

唐纳德•川普,马阿拉歌俱乐部骄傲的老板,和来宾合影后向大家致意。作为这场使节性活动的总主席,唐纳德已经简化了仪式,但他的妻子梅拉尼娅—舞会的“亲善大使”还是以飞吻问候嘉宾们。川普骄傲地站在舞台上环视整个宴会厅—像糖粉一样雪白的柱子和糖霜一样的装饰板,使这个大厅看起来像一个巨型结婚蛋糕。

“你喜欢这里吗?”他问我,但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回答,又径直说,“我们是仿照凡尔赛宫装修的。你知道吧?路易十四。”

随着响亮的喇叭和号角声,一队美国海军迈着正步陪着12位大使走过红地毯。这时灯光开始减弱,音乐声也停下来,观众们准备欢迎今晚真正的明星。

“欢迎欢迎,”一个穿白色燕尾服的银发高个男人说,“我叫西蒙•法尔曼,感谢各位今晚大驾光临。”

蓝血贵族,红色十字架

半个世纪以来,红十字舞会一直是棕榈滩(一个公开宣称为追求财富和社交的人士而修建的岛)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每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岛上几百名富有的社会名流都会聚集在这个以美酒、交谊舞和以向红十字会捐赠为主题的舞会上。

这个舞会跟棕榈滩的历史息息相关,它是1957年由马乔里•梅里韦瑟•波斯特发起的,马乔里是谷物食品家族的女继承人,也是老棕榈滩社交圈的领军人物。从那以后,红十字舞会就奠定了稳固的地位,遥遥领先于岛上每年冬天举行的其他几百台慈善舞会。它是唯一一个在着装要求上写明“穿白色燕尾服并佩戴头冠入场”的社交宴会,也是唯一一个坚持海军仪仗队方阵陪同各国大使出场这一礼仪传统的宴会。

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比红十字舞会更能象征棕榈滩的蓝血贵族文化了。自马乔里以后,红十字舞会的“火炬”从一个社交皇后传到另一个社交皇后的手里,她们都认同一点:只有“身份确凿无疑”的那些人才能被邀参加舞会。20世纪70~80年代,利斯特家族继承人苏•惠特莫尔接过了筹办“火炬”,保证了来宾主要由赫顿、杜邦、赫斯特和惠特尼家族成员组成。(虽然偶尔也有例外,会邀请杰奎琳•肯尼迪或雅诗兰黛这类 “少数民族”。)

在棕榈滩,红十字舞会主席的头衔被公认为最高社会荣誉,从20世纪初期开始,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社交名流冬天都会在这个温暖的岛上住上一些日子。舞会的主席通常由女性担任,而且一般都是著名家族的女继承人。在棕榈滩这种“高度女家长制”的文化中,有追求的社会名流都会参加午餐会、舞会、俱乐部和晚宴等活动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梦想着某一天能主持自己的大型舞会。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荣耀和奖励当然就是红十字舞会的主席了。

“你不会刚一出现就被选为主席,”棕榈滩的一位老派名流说,“得运作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赢得那个资格。”

这种骄傲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2005年的红十字舞会,会成为棕榈滩社区最激烈的一次斗争的中心。

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是西蒙•法尔曼,这个野心勃勃的波士顿商人靠泳池充气玩具成为百万富翁。出生于波士顿一个蓝领社区的法尔曼是俄国移民后代,一向对沉重的大型首饰、艳丽的领结和撰写旨在自我夸耀的个人新闻稿有强烈嗜好。

在美国东北部初获声名后的法尔曼于2003年从波卡拉顿移居棕榈滩,并在当地社交圈平步青云。他花600万美元在大西洋旁买了一座豪宅,还收购了当地一家餐厅,将其改造成一个时尚的中国餐厅兼当地居民的聚集地,取名“可可餐厅”;后来又加入马阿拉歌俱乐部,成为俱乐部露台上的常客。在那里,你可以常常见到他拿着一杯冰苏格兰威士忌,身旁总是跟着他那位好斗的助理萨姆纳•凯(绰号“迷你版西蒙”)。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2)


法尔曼身材高大,有一头浓密的白发,皮肤永远被晒成完美的金棕色。带着浓重波士顿口音的他从不羞于向人炫耀他的美德。2005年,他出资《棕榈滩社交圈》杂志出版了一期特刊,专门歌颂他的人生成就。封面的标题就是:“西蒙•法尔曼:创造者、领导者、慈善家”。

不过,在提到他过去的法律纠纷时,他终于沉默了。1996年,联邦调查人员发现他通过水中休闲公司(Aqua-Leisure)的职员为鲍勃•杜尔的总统竞选捐赠大量金钱。调查还显示他1992年就通过不正当渠道为布什的竞选和其他政治家输送资金。法尔曼承认有罪,他和他的公司为此支付了600万美元的罚款。他本人也被罚软禁6个月。

但法尔曼至今仍然坚持说自己对不正当捐款的事情事先并不知情,据他说是他的一位下属私自操作的,至于他的认罪,是因为想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他后来还写了一本书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是政治斗争的无辜受害人。

搬到棕榈滩后,他力图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慈善当然成为他的主要方式。他向艺术团体、当地医院和各种慈善晚会捐款无数。在各种慈善活动中,他以在活动结束时抢夺话筒宣布自己又捐了2万美元而逐渐闻名于社交圈。虽然在棕榈滩社区,慈善捐赠一直是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但法尔曼浮夸炫耀、自我吹嘘的作风对老派贵族来说显得太过火了一点。

一位当地名流说:“西蒙•法尔曼捐钱是为了让自己受益。”

法尔曼却坚持认为自己的慷慨捐赠是由衷的。一天我们在马阿拉歌俱乐部共进午餐时他告诉我,帮助别人是他最大的快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页的表格,上面一一列举了他这10年来所有的捐赠项目和数额,并特别提到可以让我免费发表这些表格。

“我是情不自禁的,”他说,“当我看到世界上的痛苦和不幸,我就不得不出手。这是种让人忘我的力量。”

2003年,法尔曼对这世界之痛苦和不幸的关注终于为他赢得最高社会荣誉—他为红十字舞会一次性大手笔捐赠100万美元,是此活动有史以来最慷慨的一笔捐赠。红十字会立即解雇了舞会的前任主席、很受欢迎的戴安娜•埃克里斯通女士,让法尔曼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主席。

棕榈滩社区一片哗然,他们批评法尔曼是肆意炫耀的暴发户、机会主义分子,批评他拿钱一路购买进入上层社会的门票。他们也谴责了红十字会粗暴解雇埃克里斯通女士的行为。一些领头的名流和捐赠者联合抵制红十字舞会,在舞会正式开始的那天晚上选择参加另一场为受虐孩子举行的慈善晚会。其他一些捐赠者也要求退还他们的捐款。

“法尔曼先生的行为是棕榈滩大多数人无法容忍的。”埃克里斯通告诉我。

法尔曼反击道:“这些老派贵族的做法不过是不容新贵而已。”

“这里的人们很担心,因为他们不得不跟一股强大的势力共处。棕榈滩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对外人敞开的社区。某个最核心的圈子是生人勿进的。”

法尔曼对岛上的批评声音充耳不闻,并按照自己的蓝图重整这台舞会。他把晚会地址从具有历史意义的博瑞克斯酒店移至川普名下的马阿拉歌俱乐部,后者对新贵更为友好。法尔曼出手大方,光舞会上的食物、装饰和娱乐项目就花了70万美元,其中20万是著名音乐人尼尔•希达卡的出场费。因为花钱太豪放,2005年红十字会从慈善舞会中实际只筹集到了170万美元的善款—低于法尔曼当初夸下海口的目标:200万美元。

由于棕榈滩几乎没人参加这台舞会,法尔曼只好从波士顿、华盛顿和波卡邀请自己的朋友来充场面。棕榈滩居民开始称这台舞会是“法尔曼的朋友及家庭聚会”。

引起棕榈滩群情激愤的是2005年红十字舞会上法尔曼发表的开幕致辞:大步走上演讲台的法尔曼吹嘘自己比埃克里斯通在任时筹集到的资金更丰厚,邀请到的大使更多,举办的舞会更风光。

“我们今年来了16个大使,去年只有6个,”他说,“今年募捐到的钱有200万美元,去年他们只有100万。”

这段讲话公然违反了棕榈滩人恪守的社交规则:现任舞会主席绝不贬低前面各任主席,更不会当众夸耀自己的成功。埃克里斯通和当地社交圈人士都被激怒了。他们反击说法尔曼根本没有募捐到他宣称的那么多钱,因为大部分钱都是他为了挣面子而自掏腰包的。

“你出了钱,”埃克里斯通说,“不代表你就可以随便站起来发表这种混蛋讲话。”

优雅的衰落

2006年的红十字舞会让棕榈滩社区又大看了一次笑话。这次舞会在相当安静的气氛下开幕了。来宾大部分是来自波士顿和南佛罗里达的医生?律师和会计师,很明显他们对身着正式晚装感到颇不自在,男人的领结都是松垮的,女人的裙子过分夸张。一位老棕榈滩人对我说:“去年还有从博卡来的人,那已经够糟糕了,今年连德尔雷的人都来了,你能相信吗?德尔雷!”

受邀前来的大使们也同样不得要领,看起来像迷路的达官贵人。格拉纳达大使很早就离开舞会转战当地一间酒吧参加派对了,在那里他一直逗留到凌晨两点;立陶宛和列支敦士登大使整晚都待在自己的餐桌旁,几乎没起身与他人寒暄。来宾们则忙着享受面前不用花钱的美味佳肴—小牛肉肋排、切成小方块状的甘薯、根茎类蔬菜以及十字架造型的黄油馅饼。弗兰基•阿瓦隆唱了《海滩毛毯宾戈》和其他一些50年代的经典曲目。在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的这一年,红十字会招徕捐助的方式是让捷克泳装名模佩特拉•内姆科娃充当代言人,她曾经亲历过亚洲海啸。

“昨天是亚洲,明天可能是别的地方需要你的帮助,”她穿着巴杰利•米施卡的晚礼服,微笑着说,“感谢你们贡献爱心,伸出援助之手。”

就在客人们以为舞会会毫无悬念地顺利结束时,法尔曼的助理萨姆纳突然站起来,发表了一篇“令人感动”的“歌颂主人辞”。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3)


“西蒙•法尔曼是个极好的好人,一个无私的捐助者,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萨姆纳对观众们演说,“他的100万美元大礼包是红十字舞会有史以来所接受的最慷慨的一笔捐赠……法尔曼先生是一流的领导,是他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为我们能有如此好的领导感到骄傲。”

下面的听众默不作声。

当所有人都在收拾镶着珠宝的晚宴包和礼品袋准备离开时,法尔曼开始迈着大步向台上走去,经过一整晚的庆祝和恭维,他显然有点醉意了。就在他走上最后几步台阶时,突然脚下一滑,翻倒在台阶下,摔了个“脸贴地”(大理石的地面)!

刚才致辞的那位超级模特尖叫起来。海军仪仗队抢上前去“营救”。这不愧是“红十字会”的舞会,几个应急处理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开始实施急救。法尔曼躺在地上,尚有意识,但还在流血。海军们将他抬起来,像运送伤兵一样送进一辆救护车,车子一路呼啸着把他送到医院。他当晚在医院接受治疗,两个眼框都摔得黑紫了,鼻子上也有多处损伤。

法尔曼很快就康复了,几周之后又回到这个舞台主持另一场晚会。但是棕榈滩的老派贵族们都像出了口气似的暗自窃喜。西蒙•法尔曼这个庸俗无礼的功利主义分子,花了数百万美元为自己买通了通向棕榈滩社交圈顶层的门票,但他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跌了面子”。

新钱和没钱

新贵一族和他们的老前辈之间的紧张局势由来已久,早在第三次浪潮来临之前就相当明显了。在古希腊,拥有土地的世袭贵族和靠买卖诸如香料、香精和亚麻等奢侈品而致富的新贵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希腊历史学家切斯特•斯塔尔写道:“希腊的新贵一面力图击败老贵族,一面又极力想得到后者那个圈子的接纳。在真正的贵族眼里,这种渴望上流社会承认的心态正是暴发户身上最让人看不起的特征,虽然这种心理也算一种对贵族的膜拜。”

对所有的富人都极其鄙视,并斥之为“傲慢无礼”的亚里士多德对于新贵的描述尤其不留情面:“在新贵和财富源头较为久远的老贵族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财富带来的邪恶在前者身上体现得更多,程度也更深,因为他们还没受过如何使用财富的教育。他们的不良行为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无耻和傲慢,以及缺乏自控能力;缺乏自控能力也使他们易于犯攻击他人、殴打他人及通奸等罪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贵和老贵族之间的矛盾尤其激烈,那个时代恰巧是新贵们通过工业和铁路获取的巨额财富开始对拥有土地的欧洲贵族形成挑战的时代。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著名作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中,一个坑蒙拐骗的法国金融家奥古斯都•梅尔蒙特通过为中国皇帝举办奢华宴会、购买进入国会的门票等手段力图爬上英国顶级社交圈的阶梯。钱包不鼓的老牌贵族们一方面垂涎着梅尔蒙特的财产,另一方面却对他的血统以及赤裸裸的野心充满鄙视。

“我讨厌那些有点钱就追求社会地位的人,”一位傲慢的贵族罗杰•卡伯里说,“我看他们就像看阴沟里的垃圾。”

在“镀金时代”,那些财富超过社会地位的美国大亨也曾锲而不舍地追求欧洲皇室的认同和接受。范德比尔特—一个粗鲁的渡船船长,很少被邀请参加社交聚会,因为他惯于在宴会上对招待小姐们动手动脚。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发迹前是靠卖水獭皮为生的,他的“著名事迹”是在一次社交活动中用女主人的裙子擦手。然而,新贵卑微的过去和肮脏的发迹史也可以迅速地被漂洗干净:阿斯特夫人后来成为了纽约的社交女皇,她还起草了一份著名的“400强”名单—都是纽约派对受邀嘉宾的名字。

今天,“富人国”国民也对高级社交圈的大门发起新一轮冲击,并掀起了新贵和老贵族之间新的斗争。正像一个世纪前“镀金时代”的先辈们一样,如今的“富人国”国民正在涌进美国的富人社区,也正在创造一个建立在金钱而非血统和家庭渊源之上的全新的社交阶级。

他们修建的巨型豪宅风头盖过位于棕榈泉、玛莎葡萄酒园、棕榈滩和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老富人区。他们排着队要加入历史悠久的高尔夫俱乐部、帆船俱乐部、马球俱乐部和午餐会,当他们被拒之门外时(往往如此),就马上开始建立自己的俱乐部。

他们忙着奔走于各种慈善理事会、艺术博物馆、城市歌剧院和本地环保组织之间;他们花钱为自己购买从医院、公园到运动馆和图书馆等公共机构的冠名权,2005年纽约金融家罗纳尔德•佩雷尔曼为自己购得卡耐基大厅主舞台的冠名权,现在这个舞台叫做“罗纳尔德•欧•佩雷尔曼家庭舞台”。在佩雷尔曼之前,卡耐基大厅已经接受过4个名人的冠名权要求,包括朱蒂和亚瑟•赞克尔厅、简和斯坦福•韦?独奏厅。

对今日新贵来说,进入《社会名人录》已经过时了(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他们争先恐后地想登上新一批名流杂志,诸如《汉普顿》、《阿斯本山顶》和《高尔夫海湾生活》,这些杂志刊登更多派对图片,并且一页接一页地用黑色加粗字体标出大量的新贵名字。

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一度是曼哈顿律师和医生们的安静社区,现在它已经成为挤满亿万富翁暴发户的一个对冲基金玩乐场。当地房价一路飙升,主要原因是太多对冲基金经理在此购产。曾经是优雅主妇们享受午餐的安静咖啡馆已经被诸如L’escale这样的名牌美食广场夺去风头,L’escale提供脆皮鸭和烤菠萝这类菜式,还有一个俯瞰新帆船俱乐部的露台。当地的老帆船俱乐部“印第安海港”出于压力(和更多金钱的诱惑)也开始为对冲基金经理社群举办像“百慕大之夜”这样的活动。

格林威治的老住户在2006年团结起来共同抗议对冲基金经理约瑟夫•雅各布斯修建的巨型豪宅。当地居民称这座39 000平方英尺的房子过分巨大—对于一个主流户型在10 000平方英尺左右的小镇来说,这并不算是一个大惊小怪的“指控”。这座豪宅有11个卧室、16个浴室,还有一个设备齐全面积3 600平方英尺的健身房,健身房中配备了壁球场、高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4)


尔夫模拟训练器、按摩房、美容室和室内泳池。雅各布斯之前,SAC公司创始人斯蒂芬•科恩就盖起了一座30 000平方英尺的房子,房子里有室内篮球场、溜冰场和定制的Zamboni牌整冰车。

楠塔基特岛过去只有简陋的木棚屋和拣蚌壳的人,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为巨型豪宅和200英尺长游艇的展示场。这个岛也成了各种乡村俱乐部同台竞争的舞台。被排斥在老派俱乐部之外的新贵们决定创建他们自己的俱乐部。新的楠塔基特岛高尔夫俱乐部的入会费是40万美元。建立在范德比尔特旧宅基础上的威斯特摩社交俱乐部也要求入会者交25万美元会费,里面配备了温泉浴设施、壁球场和私人影院。另一群人集体合建了“大海港帆船俱乐部”,俱乐部所属的海滨码头一溜排开停放着40多艘游艇,还有一个包括泳池和餐厅的非常现代化的会所。这里已经售出200个会籍,会费是20万美元,会员包括艾比盖尔•约翰孙,富达基金公司创始人的女儿,亿万富翁;还有运输业大亨罗杰•潘斯克。

新一轮新老贵族之间的对峙是由于前者不断增多的人数和巨额财富所激发的,他们的财产大大超过老贵族们。2001年,全美最富有的1%人口中,遗产继承者的财富只占到总财富的9%,远远低于1989年的23%;其中只有1/3的人接受过遗产或财产的赠予,1989年则是1/2。

正如棕榈滩的一位私人银行家向我解释的那样:“几年前在棕榈滩,如果你是杜邦家族的一名成员,拥有700万美元身家,你就相当了不起了,你住着豪宅、开着名车、出席的都是慈善舞会一类的高雅社交活动,你有的是权利。不过现在,区区700万美元,你可能是整个社区最穷的家伙,你隔壁邻居家的房子面积是你家的3倍。再也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世态了。”

这场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占主导地位的老权贵,主要来自新教徒组织、常青藤盟校、《社会名人录》、费城主干道区、波士顿布拉明斯区以及纽约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式微已经从4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首创“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WASP)”这个用语的E•迪格比•波茨尔在《新教当权者:美国的贵族和社会等级》一书中正确地预言道: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与外界几乎绝缘,因此无法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

今天,各行各业都在产生“快钱能手”,在新晋富翁这个群体里也不存在明显的“主导阶级”或公认的价值观。老贵族引以为豪的是稳重节制的态度以及对传统、公共服务、慈善捐助和优雅休闲活动的重视;而新贵们的标志则是中产阶级道德观、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和一掷千金的豪放。

然而这对立的两派却互相需要。正如作家、财产继承人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对我说的那样:“如果你是新贵的一员,你会有这样一个梦想:某天你所在小镇上的戴维•洛克菲勒翻开社交名流的名单,发现了你的名字;接着他打了个电话给你说‘我需要你借点钱给我’,然后你就慷慨解囊,然后你就进入了那个圈子。”

说到新老贵族之间的紧张对峙和互相吸引,自20世纪初以来,还没有哪个地方比棕榈滩这个超级富翁聚集的热带小岛体现得更加戏剧化。

沙滩浴巾亿万富翁

自从棕榈滩的早期开发者亨利•莫里森•弗拉格勒—标准石油的能源大亨—把佛罗里达州的这一小片土地变成一个岛屿天堂后,棕榈滩就成了美国精英分子们的冬季游乐场。这个面积仅有4平方英里的小岛是富翁最为集中的地区(至少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之间,这里的人口从10 000人暴增到40 000人)。

除了富翁密度高以外,这个小岛还以丑闻数量闻名,数得出的就有:弗拉格勒抛弃患有精神疾病的发妻艾达•艾丽斯,与一名24岁的年轻女子结婚;马乔里•梅里韦瑟•波斯特发现丈夫E•F•哈顿在他们位于马阿拉歌的卧室中与一名女服务员的不轨行为后与其离婚;普利策家族的色情闹剧以及威廉•肯尼迪•史密斯的强奸案(他后来被认定无罪)……都证明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棕榈滩的性丑闻,如同这个岛上居民的姓氏一样,丝毫没有改变。

然而,“富人国”的新贵们却在不遗余力地重塑棕榈滩。新的棕榈滩人更年轻、更富裕、更努力工作。在岛上的新面孔中,有一个人叫霍华德•凯斯勒,是从波士顿来的信用卡大亨,还有他妻子米歇尔,夫妇俩1999年在岛上购买了一座价值3 000万美元的巨宅。2006年,凯斯勒夫妇举办了首场癌症舞会,这一慈善晚会立即成为全岛备受瞩目的一流社交活动;还有发明Matrix Essentiàls护发系列的克利夫兰发型师席德尔•米勒,在岛上置下30 000平方英尺的豪宅并成为岛上主要的慈善捐款人(尽管老棕榈滩人仍旧管她叫“卖洗发香波的女人”)。棕榈滩的其他新贵包括音乐会发起人乔恩•?托尔和他妻子—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洛丽、电信巨头丹•博里斯洛以及创办了一所播音学校的迪克•罗宾逊。

现在棕榈滩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宾利GT跑车、劳斯莱斯幻影和保时捷卡宴。岛上的主要商业区沃斯大街曾经遍布温馨的小型精品店,那些高雅的小店出售法国织物、古董和珠宝;现在已经变成奢侈名品的争奇斗妍之地,整面橱窗里展示的都是3 000美元一个的古奇皮包或者500美元一条的爱玛仕丝巾。

投资家亨利•克拉维斯一掷5 000万美元在近岸内航道置产—据房产经纪人说这是佛罗里达非沿海地段单价最贵的房子。这一纪录在2005年被建筑业大亨德怀特•舒尔刷新,舒尔以总价值9 000万美元的两笔交易购下罗恩•佩雷尔曼的私宅—全美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私人房产买卖。

唐纳德•川普在奢侈方面也不落于人后,2006年他为岛上一套房子出价1.25亿美元。这座占地60 000平方英尺的巨型大宅名叫“德拉米提尔公馆”,曾属于破产的保健品巨头阿贝•戈斯曼。棕榈滩的新贵已经开始购买位置相邻的几幢房子,然后将它们全部连起来建成巨无霸私人别墅。在过去20年来,由于土地兼并和大型私宅的兴起,棕榈滩的家庭住宅已经从1980年的3 008户锐减到2000年的2 596户了。科氏工业集团继承人戴维•科氏一举买下三块土地修建了一座60 000平方英尺的府邸,府中建了一座全国最大的酒窖。

老棕榈滩人以前只有特定季节才来岛上—也就是圣诞节和复活节之间的这4个月,他们在岛上极少工作,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家产继承人或退休人员。而现在的新贵几乎一年四季待在岛上,这样他们就可以要求居民权,从而享受佛罗里达的低税收政策。很多人就在他们的泳池旁,通过笔记本电脑、手机并在数量相当于一个连队的助手们帮助下工作。

“我喜欢这儿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在这儿的第一要事是赚钱。”博里斯洛说,这位40来岁的电信业巨头每天开着一辆宾利敞篷跑车(车里震耳欲聋地放着说唱音乐)在镇上跑来跑去。“以前人们都喜欢来这儿退休,我却还感觉有好多事没干呢,我还有更多要证明的能力。”

棕榈滩过去最受欢迎的聚餐地是“小烤锅”—一个有着颓废优雅风格的咖啡馆,以大厨烹调的小牛肉和欧洲皇室的造访而闻名。现在,最热门的去处是棕榈滩烧烤屋—一家以汉堡、啤酒著称,整洁漂亮的休斯敦饭馆。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5)


曾经掌握特权,把岛上居民按种族和宗教分割开来的乡村俱乐部日趋式微,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规则也许还没改变—棕榈滩“泡澡及网球俱乐部”和“湿地俱乐部”仍然拒绝犹太人入会,而“棕榈滩乡村俱乐部”则几乎完全被犹太人占据;而新贵们更喜欢马阿拉歌俱乐部,这里不管你的宗教和姓氏,对所有愿意付15万美元会费的人都敞开欢迎之门。

一天我去“泡澡及网球俱乐部”(由于其会员年龄偏大,被新贵们嘲笑为“床上泡澡及床外活动”俱乐部)吃午饭,发现整个俱乐部里都是银发族,打扮讲究得体,都穿着白色毛衣、马球衫和卡其裤。那天俱乐部最热门的活动是桥牌课。餐厅看起来像个高级咖啡馆,为午餐服务的女士们站在自助餐桌后小份地分发裹着面包屑的炸鱼排和蒸玉米。

隔壁的马阿拉歌,来进午餐的群体显得更大众化—有从俄亥俄州来的比萨连锁店店主和头发往后梳得油光发亮的地产代理,还有穿着运动套衫的家庭。

川普说:“其他俱乐部的诸多限制倒让我拣了便宜,这是我们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必须承认的是,在棕榈滩,有些事仍然没有改变。这里的社交活动仍然是世界上最密集、最忙碌的,每天在此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比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多。我在棕榈滩待了一周,参加了3场慈善舞会、10个鸡尾酒会、两个晚餐会、一个香槟午餐、一场马球比赛还有一个摩洛哥蒸丸子(北非名菜)派对。(我还错过了一年一度的宠物游行。)

除了排斥老贵族,棕榈滩的新居民似乎对重建自己的世界同样有兴趣。附近的小镇威灵顿已经成为一个赛马天堂,那里新建了两个马球俱乐部,其中一个属于澳拜客牛排屋的创建人蒂姆•甘农;另一个是一位得克萨斯州房产开发商发起的。

社会地位仍然相当重要,尤其对于目前已经在各派对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年轻而野心勃勃的富翁们的第二任妻子们来说。随着曝光率和充满恭维意味的派对照片成为攀上社交阶梯的强有力工具以来,目前岛上已经出了三份全面报道棕榈滩社交圈的出版物,分别是《棕榈滩社交圈》、《棕榈滩每日新闻》和《今日棕榈滩》。棕榈滩岛民每周三和周日的早上都急切地等待着阅读《每日新闻》上香农•唐纳利(被认为是岛上最权威的记者)的专栏文章。

然而,棕榈滩已经开始慢慢地裂变,一分为二成两个岛屿—一个是由日渐式微的老贵族、家族继承人组成的安静之岛;一个是由一掷千金的新贵们组成的、每天举行24小时不停歇海滩派对的狂欢之岛。一个是弗兰克•巴特勒二世为代表的旧世界,一个是乔治•克劳提尔为代表的新世界。

安静的儿子和聒噪的老爹

富兰克林•奥斯古德• 巴特勒二世正在准备茶点。

这是1月的一个周四早上,78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的巴特勒—芝加哥巴特勒家族的传人,在他破破烂烂的大宅里来回忙碌着。按惯例,每周一他要举办两场茶会,一场是棕榈滩法国社区的茶会,另一场是国家自然保护组织的。然而他的房子却糟透了。

客厅的窗帘堆在地上,天花板到处是水渍,墙壁上曾经装有凸窗的地方现在只有一个大洞。这些大部分都是最近一次的飓风造成的。在他的房子里走了一圈后,你会发现很难分清哪些是修补过的,哪些是正在修补过程中的,哪些是由于疏忽失修而坍塌的。

巴特勒是一个举止礼仪极具大家风范、让人感到愉快的老头儿,他说的话题和用语都是诸如“那是我母亲的母亲,伯爵夫人”一类的。因为长年的马球、帆船和游泳锻炼,他至今还保持着高瘦的身材,穿着量身定制、带正式燕子领的衬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温柔的颤音,介于早期的凯瑟琳•赫本和后期的茱丽亚•柴尔兹① 之间的那种感觉。

巴特勒的家族名下拥有芝加哥附近(现伊利诺伊州橡树河地区)的大片土地,“巴特勒”三个字在当地的小学、办公楼、公园和高尔夫、马球俱乐部等名字上无处不在。巴特勒二世对自己的终生职业语焉不详,不过他说曾经管理过家族的航空生意,他也是一个强硬的共和党人,认为“福利事业完全是浪费金钱”。

巴特勒终生未婚,现在仍然是热心的社会活动分子,虽然他的社交圈已经只剩下一些老派人物了。在大多数新贵都前往布雷克斯参加帝国癌症舞会的那天晚上,巴特勒则装扮一新去湿地俱乐部参加殖民战争及美国美人晚餐舞会。

他不愿意谈到家族的地位和财富,以免显得自己不谦虚。一天,我坐在他的客厅里发现咖啡桌上有一本《社会名流录》,然后就问他,他们家族有多少人榜上有名。

巴特勒不自在地笑了,迅速把书藏在桌子下,说:“对不起,我常常是把它藏起来的,这样不?于伤害别人的感情。当然,的确,我们家族很多人被记载在这小书里,因为我母亲的家族和我父亲的家族。不过,那都不重要了。对了,你说你住在纽约,是吧?”

在参观他的餐厅时,巴特勒指给我看墙壁上一排贵妇画像,她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相同的、像鹰一样锐利的面部特征、高高的额头和充满贵族气的下颏。

“这是我的祖母菲利波尼伯爵夫人在棕榈滩买下菲利波尼别墅的时候;这是我的曾曾姨奶奶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博物馆;这是我母亲40岁的时候;这是我曾曾曾曾……祖父奥蒙德公爵在1735年,这幅肖像系布莱克本所作。那是我们家族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亲戚。”

巴特勒家族的财产,或者说遗产,一直是导致家族宿怨的原因。巴特勒的兄弟20年前在他父亲去世后控告过他一次,一年前他母亲去世后又控告他一次。这场遗产之争让他元气大伤,他甚至在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幅壁画,画中是一头大象和一只短吻鳄正在攻击一个婴儿。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6)


“我就是那个婴儿,”他指着壁画说,“凶狠可恶的大象和鳄鱼就是我的哥哥和姐姐。”

他现在又在跟自己的教子打官司,仍然是为钱。巴特勒的房子是一所可以俯瞰湿地俱乐部的地中海式建筑,曾经也风光一时。而如今墙上的水泥不断脱落,梁柱倾斜了,前门阶梯上的栏杆也锈迹斑斑。屋内,褪色的古董跟装满不新鲜水果的大碗、裸露的电线、奇怪的小玩意儿(比如巴特勒用来喝香槟的一个金吸管)一起随便摆在桌上。

几年前为了筹措资金,这房子已经被一分为二了,东边的那部分卖给了一对新贵夫妇。今天,这房子的两半正好成为棕榈滩上两种割裂性格的代表:属于巴特勒的那一半是一片残破不堪的历史遗迹—草地疏于打理、杂草丛生、树木都被虫子蛀了;而卖出去的另一半却是一个清爽整洁的小洋楼,花园郁郁葱葱,门窗都是全新的。

一天下午,我和巴特勒开车在岛上转了一圈,这一圈简直算得上“参观巴特勒家族衰落史之旅”。他指给我看他父亲的老房子,现在已经被分为三部分,其中面积达13 000平方英尺的北翼最近卖了几百万美元。巴特勒名下的土地,一度从沿海一直延伸到岛的中部,现在只留下支离破碎的几个小块了。我们还去了另外一块地,几年前卖给一个地毯商人了。

“这样说不太合适,不过当我不得不把这房子卖给他—一个从西棕榈滩来的地毯推销员时,我真的震惊了;他们不打桥牌、不参加跟我们一样的体育活动,打交道的人跟我们也不一样。他们根本就是小人物。好吧,这么说太不地道了,不过,你知道我意思吧?”

我问巴特勒他怎么看这些新派富翁,他说他欢迎新贵们入住棕榈滩,将岛上的老房子修整一新。不过他补充道,他被今日棕榈滩人的衣着打扮吓坏了,特别是在布雷克斯俱乐部,“我看见人们都穿着牛仔服,那简直太难看了。”

我又问他“泡澡及网球俱乐部”现在与马阿拉歌共用一个海滩,他觉得怎么样。他说:“都还好吧,除了‘吹牛老爹事件’以外。”

“吹牛老爹”事件,按照巴特勒的说法,已经成为重新定义棕榈滩的“历史时刻”。那是一个下午,巴特勒照例去“泡澡及网球俱乐部”的咸水泳池游泳,这时他听见了一阵骚动。他转过头看见俱乐部里的一群小孩围在海滨小屋的一侧看海滩上的热闹。

“海滩上的是迪迪先生,或者是‘吹牛老爹’,管他叫什么,反正你知道他吧?他和一位女士竟然就在海滩躺椅上发生性关系。俱乐部的会员走过去请他们立即停止不合适的行为,但是迪迪先生却火冒三丈,他甚至埋怨是我们打扰了他。”

吹牛老爹,也称迪迪(著名说唱歌手,本名叫西恩•库姆斯)在“泡澡及网球俱乐部”会员和工作人员面前展示了一场后来被当地媒体称为“点缀着脏话的说唱演出”;后来又对马阿拉歌俱乐部抱怨说自己的权利遭到了侵犯。马阿拉歌俱乐部与“泡澡及网球俱乐部”交涉,要对方道歉。让事情更糟糕的是,与吹牛老爹发生关系的女士并非他的未婚妻,他的发言人则称当日在海滩上的人不是吹牛老爹本人,只是饰演他的一位演员。

无论怎样,巴特勒说这件事情对“泡澡及网球俱乐部”的年轻会员造成了精神创伤。“你想一想那些旁观的小孩!”巴特勒说,“我们俱乐部的会员不应该经历这种事情。”

淘气的乔治

凌晨2点,充满啤酒味儿、喧闹不堪的库奇纳酒吧,扬声器里高唱着《我想跟你做爱》,一群20多岁的派对动物近乎赤裸,在汗味儿四溢的拥挤房间里胸贴胸地跳舞。舞池中,一个穿燕尾服的矮胖男人左手举着一杯帝王威士忌,右手搂着一个体形姣好的金发美女。

“这就是我热爱棕榈滩的原因。”乔治•克劳提尔一边说一边忙着和来往的女性熟人行贴面礼。

克劳提尔55岁,麻省剑桥人,3年前才搬来棕榈滩,短短几年间就成了社交圈的名人。他和女朋友蒂凡尼2006年参加了将近20场正式舞会,两个人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岛上的新闻中。去年他为岛上的慈善活动共捐款50万美元—这可是提高社会地位的硬通货!

“报纸上都说我是一流富翁,”他说,“我自己不清楚,但是他们可是这么跟我说的。”

克劳提尔的财产估计在5 000万到6 000万美元之间,他的发财之道是为中小企业做咨询,帮小型伐木场、家庭经营的餐馆、连锁加油站和其他小公司出主意,教他们如何更好地管理财务。这并不是个富有魅力的行当,但正如克劳提尔所说的,它能赚到钱。

克劳提尔是典型的企业家,独立、有控制能力、缺乏耐心。他对遗产继承人或者他所谓的“伪企业家”毫不尊重,认为他们是“从第三垒起步,还以为自己打了个全垒打”。

“是‘幸运精子俱乐部’的一员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企业家。”他说。他也承认自己相当自我。





野蛮人攻占富人国宝座(7)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而且是狮子座,”他说,“这两点搭配起来是个很糟的组合。”

克劳提尔在他位于棕榈滩和楠塔基特岛的两所沙滩豪宅中办公。他棕榈滩的新房就建在海边,面积很大,略带巴伐利亚风格,价值在1 200万到1 500万美元之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极可意”水流按摩浴缸中或坐在能俯瞰大西洋的躺椅上工作,至于每天的高层会议,他会挂上领带,坐在桌旁,打开电视机上方的数码相机开始电话会议。他的两个助理在泳池边的房间里利用一大堆电脑、打印机和电话工作。

在家办公为克劳提尔争取了更多时间追求他的“真爱”—社交。没有孩子和老婆(他离了两次婚)的克劳提尔成了一个“连环晚会动物”,一周至少参加两次正式晚会。他还参加很多相关的“卫星活动”,比如舞会前的午餐、舞会前的晚餐以及舞会前后为舞会主席举办的派对。

“我每周至少出去五个晚上,”他说,“棕榈滩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舞会。我一年前买了三套燕尾服,已经都需要更新了,磨损得厉害。”

克劳提尔在社交方面还有撒手锏—就是女友蒂凡尼,这位前护士小姐满头金发,牙齿雪白闪亮,笑起来很甜美,身材可与帕梅拉•安德森相媲美。她很快就学会了进入棕榈滩社交圈的游戏规则,比如绝对不要穿同一件礼服参加两次舞会。

“朋友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你穿同样的礼服!”她说,“那太掉价了。”

另一个规则是:你可以同时戴隆重的手镯和隆重的耳环,但绝不要戴这两者时再加一条隆重的项链,那就太夸张了。

所有这一切都很昂贵。克劳提尔称他为蒂凡尼购买晚礼服、珠宝及其他宴会行头大概花了80 000到100 000美元。2003年,克劳提尔为他的前任女朋友花35 000美元买了一条出席宴会的项链,当他们在宴会上出现时,惊讶地发现其他三位女客都戴着和她一模一样的项链,女朋友哭着跑出了会场。

“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关系的破裂。”他说。

新社交名流源源不断地入驻棕榈滩,将岛上的慈善事业变成了一个被人紧密关注着的“竞赛”了。以前老派的慈善舞会上,社交积极分子只是邀请几百个亲密朋友,捐款也都在10万美元以下。而如今在这种场合,钱才是第一位的。要成为一个舞会的主席(并接受随之而来的慈善声誉),你不得不尽力邀请你所有的富翁朋友来慷慨捐赠。作为回馈,你也得在他们举办的舞会上捐出同等数量的善款。这种礼尚往来的链条实际上为热衷名利圈的机会主义分子提供了通过慈善购买社会地位的机会,更何况慈善捐款都是可以抵税的。

“人们对你所做的一切都记得很清楚,”克劳提尔说,“所以如果我在你的舞会上捐了25 000美元,你来我的舞会也得出这么多。如果你只捐了10 000美元,我会很容易注意到。所以表面上大家是在为一个崇高的理由捐款,但同时也是一场财富较量的游戏。说到底,最重要的就是钱。”

由于克劳提尔前两年的慷慨捐赠,他现在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支持,可以举办自己的舞会了。他和蒂凡尼已经被邀请担任明年岛上的8场舞会的主席,但他说他可能只有时间答应两三场。他已经在楠塔基特岛的沙滩度假别墅中主持过为哈佛大学医学院丹那•法伯癌症研究所募捐的年度“海滩上的摇滚乐”派对。去年,该活动共筹得善款60 000美元。跟大多数克劳提尔的派对一样,“海滩摇滚乐”也以众多体育明星、年轻女郎、现场乐队和敞开供应的美酒著称。

“我对我的派对是充满自豪的,”他说,“问问棕榈滩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都会说我的派对是最好的。”

新老贵族除了对正式舞会和圣诞节晚会的看法完全不同以外,对消费的观念也截然不同。老贵族以表面的节俭和实际上的富贵奢华著称(纽约的一位世袭贵族曾向我这样描述他们的室内装修风格:“都是祖母的古董。”),而“富人国”的新贵喜欢炫耀他们的财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有如此多的富翁如此豪爽地挥金如土。





富翁的忧虑(1)


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今天的富翁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同意“财富让我更幸福”的说法。更令人吃惊的是10%的百万富翁(其中16%为女性)认为财富带来的问题比财富能解决的问题多。

美国的财富潮不仅产生了更多富人,也产生了更多“富人式烦恼”。财富为富人们带来很多明显的好处,比如自由、权力、还有私人游艇和飞机,而同时也让他们背负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这些麻烦在他们攀登财富之峰的过程中从来没想到过。

富翁们要面对家庭纠纷和无穷无尽的选择,大多数都是关于投资,以及对在金融市场中输掉全部家产的忧虑。他们还有多处房产需要管理,多名职员需要监督,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账单需要支付—从水管工到园丁到艺术品修复师和珠宝咨询师都需要开支票付钱。如果有富翁认为金钱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他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金钱只会让生活更加复杂。

让富翁们感到沮丧的还有无处不在的财富竞赛。因为无论他们干什么,总有人比他干得更成功。我们在第一章也已经提到过,“富人国”国民都需要比现有多一倍的财富才能感到安全。那些身家100万的说需要200万,身家1 000万的则说“如果我有2 000万就好了。”

迪内什•迪索萨在他的著作《繁荣的价值》中写道,今日的富翁“不断地、永不停歇地追逐机会……他们一心希望站在财富的顶端,似乎总是停不下来,就这样等待着永远不会来到的平静。”

这些挣扎和担忧都使“富人国”国民成为一个特别焦虑的精英群体。然而,今日的富翁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只能自己解决问题,他们想到了一个新式的解决办法—一种仅在百万富翁数量庞大的时代里才可能存在的方法—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财富支持团体!

最近的一个周二早晨,10个中年男人聚集在曼哈顿的一栋联排公寓中,这里以前是一个德国歌唱组织的聚会地。这些男人穿得很休闲—卡其裤、衬衫、毛衣和麦乐牌远足鞋。他们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坐着,一边吃水果一边聊天,话题都是自己的孩子、度假和天气之类的,互相之间显得很熟络,气氛很轻松。就好像当地餐厅的早餐聚会一样。不过,要参加这样一个“早餐会”,你至少得有千万家产。

这个聚会是“老虎21”—美国最大的富翁同僚组织—的例行活动。富翁同僚组织是一种新型俱乐部,在这里,同财富级别的富翁聚在一起交换各种信息和建议,从对冲基金、股票和家庭,到财富对他们各自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包。在这里,美国文化中的自救意识与财富潮相遇了,这种社交逐步成为一个繁荣的产业。

本周的“老虎会议”从“环球新闻大家说”开始:“老虎21”的成员们先说一说在他们的投资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发生的新鲜事儿。“老虎21”的会员多为男性。今天第一个来这里卸包袱的就是迈克尔•索南费尔特—“老虎21”的创建人,之前是纽约的房产开发商。

索南费尔特倾诉了他的烦恼。他和一位好朋友共同投资了一家小公司,没想到两人在公司商业策略上产生了巨大分歧。现在,他们多年的友谊毁于一旦,而索南费尔特的7位数投资也面临风险。

“我以前从没因为生意失去友谊,”他说,“我从没意识到这种事会给我带来心理伤害。它真的影响到我的生活,影响到我的精神,让我心力交瘁。现在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维持现状,因为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要么就是抽身而退。所以我现在很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会员们都轻轻点头表示同情,一些人说他应该辞去董事会的职位。

“对,我也觉得我不得不那样做。”索南费尔特说,“没错,我就是需要脱身出来,需要结束这一切。”

另一个会员曾经是一个媒体的高层管理者,他说正在翻修自己位于曼哈顿的合作商店。跟纽约的大多数富翁不一样,他决定在装修的时候留在原地,绝不搬家。可是四周不堪入目的杂乱以及时而发出的巨大噪音让他几乎无法忍受。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折磨,”他说,“我们已经在考虑找个更大更好的地方。这次装修也许是让我们寻找新店面的一个推动力。”

接着他说他的投资都还不错,但是他接着说,“我也正在寻找更多投资国际股票的机会,不知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乔治,一个从中西部来的退休企业家,说他担心他家乡的经济情况,因为制造业衰落,中西部经济已经深受其害。当然,他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好的,他每年参加几次公司董事会就能有100万美元的进账。但是作为一个有强烈社区意识的人,乔治说他对锐减的工作机会感到忧虑不安,工作机会的减少似乎已经影响到周边那些打算卖出自己豪宅的百万富翁了。

“看到这些不确定因素,我很担忧。”他说。

阿尔,一位精力充沛的制造业主及地产大亨,说他正在思考如何在关闭工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员工的情绪。“我的摊子太大了,员工也太多,要全部理顺得花大量的时间,”他说,“那真得消耗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太难了。”

他也说到光明的一面,比如他的地产投资和国际基金都增长良好。他还补充说,他和家人正在享受长岛一座新翻修的面积6 000平方英尺的度假别墅。

亚瑟,一位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管理者,说最近让他备受煎熬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所持的大量的公司股票。股票价格最近跌了,但是只要他还待在这家公司,就不能拿他的职位来赌博。

“所以,基本上,你拼命工作的结果却是资产流失。”索南费尔特说。

亚瑟皱着眉头回答:“好在我几年前已经卖出3/4了。”

“好吧,”索南费尔特说,“只是我觉得你这回可能下错了注。”





富翁的忧虑(2)


另一名会员也叫阿尔,是一个皮肤晒成金色的大个子,以前在华尔街工作,刚刚庆祝了77岁生日的他看起来精神矍铄。他说他刚做完体检,胆固醇指数已经从287降到了107,这得归功于Lipitor 和Zetia这两种药。大家听完后发出一阵欢呼,每个人都赶紧把这两种药的名字写下来了。

至于财务方面,这位阿尔说他后悔的是几年前为了退休后投资多样化,就把自己所持的公司股票卖了一半。2005年这些股票狂涨,如果他当年没卖的话,那么他此时所持有的所有股票市值已超过1亿美元。

“我们中有许多人都犯过这错误,”一个会员说,“别太责备自己,这种事经常发生。”

华尔街阿尔发泄完自己的悔恨后,又说他的生活支出也变得越来越昂贵。为了跟得上自己“烧钱”的速度,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项目。他为大家发了一圈房屋广告,图片上的两所价值几百万的豪宅是他专为投资在鳕鱼岬购置的,他希望现在赶紧出手。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物业,”他说,“你们可以帮我凑些现金。”

他说还希望投资几个表现出色的私募基金—即投资多个私人公司的投资组合,但这些基金目前已经都是关闭状态,因为他们已经募集到了太多太多的钱。现在全美国有那么多渴望投资私募基金的富人,而且他们都能满足500万美元或1 000万美元的投资底线,因此这些私募基金对投资者的态度是趾高气扬的。

“好基金都钱满为患了,”他说,“你送钱给他们,他们都不愿意要,太让人泄气了。每个人都在拒绝我。”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另一个会员随声附和。

“的确,这类基金不愁钱。”索南费尔特说。

然而,会员们抱怨道,他们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离够花还差得远呢。后来,聚会的话题又扯到通货膨胀上来了—高档生活的成本疯狂上涨,但是他们的投资回报却开始走低。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10%以上的资金回报率相当容易,而现在却差不多落到了5%~7%,与此同时,优裕生活的成本却以两位数的涨幅上升。为了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老虎21”的一些成员都说可能不得不动用本金了—这可是财产管理的大忌。

“我老婆好买Manolo Blahnik女鞋,可这些鞋的价格在拼命上涨,”制造业的阿尔说,“我不得不让她放慢购买速度,因为价格实在太离谱了。”

“瞧瞧餐馆吃饭的价格吧,”华尔街阿尔说,“现在两个人吃一顿都要250美元了。”

“NBA球场周边位置的票价都850美元一张了,”乔治说,“好吧,周边座位的靠垫的确更加舒服了,不过票价还是过分啊……”

“虽然你都没意识到,但你的生活方式确实在不断向前发展,”制造业的阿尔继续说,“如果你想要一辆好的奔驰车,对不起,现在已经标价10万美元了。我真的需要一辆吗?并不是,但是我想拥有所有好的东西,因为那是我自己赚来的。我们已经对某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了,可这种生活方式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

“还有富人们的攀比!”华尔街阿尔说,“你想去汉普顿买栋好房子,可你隔壁那家伙的房子更好;房价每年都在涨,所以你不得不决定:是在这儿要更好的房子,还是扭头去别处看看。就好像乘私人飞机的确很舒服,可它越来越贵了。”

媒体经理这时插话说:“我很吃惊,你们会真的担心这些问题吗?你们真的觉得钱快用光了?”

“那是因为你没住在我家,”华尔街阿尔开玩笑,“我担心的是我的财富缩水太快。我再也不能依靠5%~6%的投资回报率来生活了,那太低了,我需要更多。”

乔治补充道:“说起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贪婪在驱使我们,而是恐惧!恐惧和贪婪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一个人持续处于焦虑状态,这种焦虑就是他赚钱的驱动力之一。我们总是在焦虑。”

“人总在想,拥有多少钱才真正的足够呢?”另一位会员说,“你觉得你到底需要多少钱才不会担忧了呢?十年前,我认为500万就够生活在水平线以上了,现在这个数字显然不够了,不过,到底是多少呢,1 000万?5 000万?”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媒体经理“扑哧”笑了出来,说:“这还真是些高级问题啊。”

超级富翁圈子

1998年,迈克尔•索南费尔特退出地产业,决定退休,那时他已经是个富翁了。他以上千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还有几百万是从以前的事业中积累下来的。然而他却遇到了麻烦。

51岁的索南费尔特身材高大,留着白胡子,总是笑声爽朗的他热爱尼赫鲁领子的衬衣,?边常常挂着“在财富之外寻找意义”。索南费尔特是犹太人,却自称佛教徒,他常去蒙大拿的冥想胜地,还定期去日本朝圣和“吸收美学”。(他和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里森用的是同一个日本室内装修师)

卖了地产公司后,索南费尔特突然感觉到灵魂中的空虚,事业曾经是他生活的中心,现在这个中心没有了。

“我的事业不仅仅是我主要的财富来源,也是我身份感的主要来源,”他说,“问题是,我该怎样在没有事业的情况下生活?最重要的是我得想明白,没有了它,我到底是谁?”

当然还有更实际的问题—收入。在把股份兑现了以后,索南费尔特意识到他今后的主要收益得依靠金融投资了。然而他对于高端的投资世界知之甚少。对富翁们来说,以前的投资就是股票和债券两样,现在却花样繁多—商品基金、私募基金、金融衍生品和互惠外汇信贷—这么多选择,即使像索南费尔特这种在进入地产业之前还在高盛银行工作过的人,也不能完全弄明白。

“我不得不学习怎样成为一名投资者,以保护我的财产,”他说,“那跟地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富翁的忧虑(3)


索南费尔特开始跟境遇相同的朋友们谈心、诉苦。他发现,突然之间,似乎有一大批富翁卖掉了自己的公司,正在寻找新的身份认同并学习新的投资技能。过去的富翁们通常依赖自己的家族律师和私人银行家,今天的新贵们却再也不能信任规模扩张到极致的私立银行和投资经纪,后者的关注焦点在于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根本不会提供客观的建议。新一代全凭白手起家的富翁们希望掌控自己财富的未来,就像他们掌控自己的慈善事业一样。

索南费尔特曾经是一个叫做“经理人委员会”的CEO团体的会员,委员会的会员之间定期交换管理经验。他退休以后邀请了其他一些会员朋友共同组建了一个叫做“后CEO时代”的新团体。

最初,这个新团体的着眼点是在交流投资心得上,就跟“比尔兹敦女性投资俱乐部”一样,只不过前者的成员都是超级富翁。索南费尔特为这个团体命名为“老虎①21”,代表着“为了更好回报的投资集团”,为了不跟朱利安•罗伯逊以前的对冲基金(也叫“老虎”)相混淆,他又在“老虎”之后加了个数字21。

“老虎21”目前有80个会员,以10~12个人为一个小组,每个月聚会一次。每个会员的年费是25 000美元。本来索南费尔特设定的会员财富上限是1亿美元,但这一限定很快就形同虚设,因为很多会员都比这个标准富有多了。

对于所设定的1 000万美元的财富下限,索南费尔特的解释是,有调查显示财产在1 000万美元以上的富翁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人群。他也发现财产在1 000万以上的人行为方式跟1 000万以下的完全不一样。

“这并不是什么神奇数字,只不过千万富翁的投资目标是使自己的长期资产最大化,而千万以下级别的富翁则常常看重当前的资金回报率。”

随着“老虎21”的发展,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在聚会中,会员们开始谈论跟财富无关的私人问题,比如抚养孩子之类的,或者失去友谊,再或者家庭成员的财产纷争。

跟自己财产相当的一群陌生人聚会有一种奇特的解放感。而且在一个财富被默认为人生目标的世界里,“老虎21”就像一个知识分子守护的社区,会员在里面感到很安全。

“老虎21”中少有的女性会员中的一位说:“我在这儿倾诉的内容甚至不会告诉丈夫和孩子。这些人了解我的一切,从我在鞋子上的花费到我对我母亲的感觉,我对他们无所不谈。”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会员对大家倾诉,他跟自己十几岁的女儿日益疏远。他大半辈子的精力都投入在事业上了,现在他退休了,希望能与家人重新建立亲密和信任。有位会员建议他每个周六的早晨带女儿外出吃早餐。

这位父亲接受了建议,第二次聚会上,他告诉大家,每周一次的早餐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和女儿的关系因为这些早餐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索南费尔特回忆道,“这位父亲流泪了,给他建议的那位会员也流泪了,所有在场的会员们在这一刻都摘下面具,回归最真实的状态。那真是非常动人的一幕。”

另一次聚会上,一个年纪轻轻就退休的高科技企业家说自己在寻找新的事业。他尝试过音乐,尝试过金融管理,尝试过戏剧制作,但都没能让他重新快乐起来。是“老虎21”的成员提醒了他有多喜欢教孩子,于是他开始在一个青少年拘留所为那些问题少年上课。他热爱这份工作,他似乎找到了新的使命。

一位会员说:“我们的作用是引导他接近那个一直在那儿的正确答案。”

由于口口相传,“老虎21”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会员们甚至考虑在美国其他城市开设办公室,也许在欧洲也可以设立一个。

的确,“富人帮助富人”的理念引起日益强烈的反响,建立于波士顿的“CCC联合会”也是这样一种组织,它只接受财富在1亿美元以上的会员,但会员数量却超过80个家庭。该组织也与欧洲的富有家庭建立了联系。

要加入纽约“常见面圈子”组织,财产底限也是1亿美元,而它刚刚接受了第100个会员。其他类似组织包括加州的“M3美元”、纽约的“私人投资者集团”以及芝加哥的“家庭办公室交易所”。纽约的一群从金融投资中获得财富的女人也联合起来成立了“金融圈子”组织,这是第一个纯女性会员的富翁组织。

莱德•彭德尔顿,“CCC联合会”的发起者、皮特凯恩家族的继承人说,富翁组织的高人气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日富翁独立、不易信任他人的精神状态。

“当你变得富有的时候,这世界仿佛总是想向你推销什么东西。而富人们的家庭,比如我的家庭,变得越来越珍视自己的隐私,”他说,“由同级别富翁组成的自助组织中都是他们多年来熟悉和信任的家庭,他们对你的困惑和难题感同身受,也许他们自己也陷入了跟你同样的僵局。这里不会造成新问题,我们聚会的目的不是把自己的姻亲介绍进家族企业等等,而是在你难过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跟你有过同样的经历,让你得到客观的建议。我们从自己的家庭内部听到最多的事就是—‘我们可不想重复发明轮子。’”①

这类组织还为会员提供一流的金融信息和商业机会。他们会邀请顶尖的经济学家、私募基金发起者、交易人和对冲基金经理来与会员分享他们对投资市场的见解。各行各业的专家们都乐于为该类组织贡献时间,因为会员中充满潜在客户。

会员们还会互相分享信息,比如,一个会员也许恰巧听说上海的一家酒店需要合伙人,或者一个刚起步的软件公司突然急需资金。在过去几年来,“老虎21”的成员联合起来共同买下石油钻井、开创食品公司或共同投资某些基金。在“CCC联合会”,组员们决定为一位回到家乡印度寻找商业机会的高科技企业家投资。

“我们这个网络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国际化,”斯蒂芬•马里洛斯,CCC联合会的合伙管理人说,“这对今日那些具有真正国际视角的富人们来说至关重要。”

富翁谈钱是什么意思?

在“老虎21”某天下午的聚会上,会员们围着一张桌子进行当天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投资组合防御。如果说“老虎21”的任务是让你向富翁同僚们敞开灵魂(和财务状况)的话,那么投资组合辩护就是一场终极坦白。在每一次聚会上,一位“老虎21”的成员就要向组织公布自己个人收支平衡表的每一个细节,从投资、收入到慈善捐款和家庭开支。其他组织成员一边分析该成员的花销和收入,一边追问更深刻的问题,诸如“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什么使你产生满足感?”索南费尔特把这叫做“关切式对抗”—即部分是干涉,部分是支持。





富翁的忧虑(4)


乔治是这天的批判对象。他拿出足有五页纸的收支表和开支说明,向大家展示了一个价值5 000万美元的投资组合。除了他手上这些每年为他带来将近30万美元收益的投资以外,他每年还通过在公司董事会任职赚取80万美元的年薪。他每年的开支在75万~130万美元之间,其中一半都交给国家税收和慈善机构了,剩下的用于房贷、外出就餐、汽车养护、度假别墅、家庭度假和其他日常开支。

他从他的财务经理开始说起。

“我选的这个经理很不错,”他说,“但我还是觉得他在会计和记账上花的时间太多了。我还是自己投资的总负责人,但我实在不想担负这个重任。”

他的远期目标是“提高财务安全性和独立性,同时使我可以分出更多时间来养育孩子,过一种更平衡的生活。”

他一面说,其他会员一面聚精会神地阅读这些数字。

制造业的阿尔注意到乔治在他自己担任管理者的一家公司拥有大量股票—如果这家公司破产了,会使他的风险成倍增长。

“你这种股票是不是有点多了?”他说,“也许它们去年都还是很好的投资,可谁说得准呢?”

乔治说他更倾向于持有自己领导的公司的股票,因为这样他对自己的投资更具控制力。他也认为投资有助于让他成为更好的管理者,因为“我自己也有本钱在里面”。

“当我在财务上与公司绑在一起时,我会变得更具进取精神,”乔治说,“这也许反而是件好事。”

组织成员开始指出乔治这份投资的缺点。他的投资组合中有60%的债券、40%的股票,这对于乔治这个年纪来说(他刚50多岁)实在太保守了一点。

“我会质疑你为什么如此浅尝辄止,”另一位会员说,“你是个聪明人,也尝试过很多机会,如果是我,我会要求更快的发展。”

华尔街阿尔说:“那是因为你还太年轻,每年还从董事会支取高薪,你是有条件激进一点的。在你这个年纪,就应该尽可能冒险,期待更高的回报。这样你会从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受益良多。”

亚瑟为乔治推荐了国际股票,华尔街阿尔则建议找一个好的理财经理。

亚瑟说:“我觉得你这个组合甚至有通胀风险。”他还补充说,按照乔治持续增长的生活成本,可能十几年后就会感到手头现金紧张。“当然也可能不会,不过我认为你一定不想冒那种风险吧?你一定不希望20年后自己的财富被通货膨胀所蚕食。那么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钱从债券中拿出来,寻找回报更高的投资。”

乔治说:“你说得对,我的生活方式处于持续膨胀状态。我妻子和我曾仔细算过一次生活成本,她看到数字时大吃一惊。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发展,而我们竟然根本没意识到。”

在私人生活方面,乔治比较担心的是财富给孩子带来的影响。他说他最大的儿子已经开始控制自己的信托基金,投资也有了20%的回报。

“那还真是令人鼓舞。”乔治说。

但是他说他不确定金钱对他另外两个孩子的影响。而且他已经在考虑如果把海滩别墅留给孩子们的话,该怎么分割。

“分割财产简直是场灾难。”一名会员说。

“三个孩子会为此大打出手的。”另一名说。

乔治说他希望孩子们中有一个将来能够成功,这样能照顾手足。

华尔街阿尔有其他解决方法:乔治可以在开普顿再买两栋房子,“这样三个孩子都开心了。”乔治说,“你瞧,在‘老虎21’,我们都在互相帮助,解决彼此的问题。”

除了担心钱的问题,富翁们还担心他们的孩子。他们最大的恐惧归结起来可以以一个人来比拟:帕里斯•希尔顿!

富翁们希望为孩子提供他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无法享受的奢华物质生活,但同时他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培养出一种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这却是需要通过奋斗才能获得的价值观。为了调和这两种希望,教会下一代管理好自己的资产,富翁们开始求助于一种新型的夏令营项目。





下一代的迷茫(1)


—总是会有帕里斯•希尔顿这种孩子出现!



23岁的加州人瑞安•阿赫特伯格和他的未婚妻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前。

“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好好说说。”她对瑞安说:“想到我们的婚礼以及将与你共度的人生,我非常兴奋。但是我还是需要说清楚一些问题。”

“当然,尽管问。”瑞说。

“我家人希望我们签一个婚姻协定。”

“你是指婚前财产协议那种东西?”

“可我的家庭更愿意称之为‘婚姻协定’。”

“你不相信我?我向你承诺了整个人生,我还以为我也是你家庭的一分子。”

“你知道我是相信你的。”她说。

“但还不足以让我走进你的家庭。”

“这跟我们的感情没有关系,”她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幸去世,你想再婚呢?你不明白我家人希望保护他们的财产。”

瑞安摇着头说:“我不想进行这种对话。”

对瑞安来说,幸运的是他和未婚妻并不会真的订婚。他的“未婚妻”是心理学家李•豪斯纳医生,豪斯纳医生已经成为专为富翁下一代做咨询的全国顶尖心理顾问。而她与瑞安之间的这场模拟对话(其中身为富翁下一代的瑞安扮演的是被要求签订婚前协议的穷人角色)其实是豪斯纳医生开设的为期两天的“财务生活技巧培训”课程中的一部分。

这些技巧培训就是一种年轻富翁们参加的新式夏令营。每年7月的两天以及10月的两天,超级富翁的儿子和女儿们汇集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间教室里学习如何管理他们将来要继承的万贯家财。他们学习投资组合理论、价格收益比率和负债管理。他们还学习如何说服将来的另一半签订婚前协议以及说服老爸同意借贷。他们的 “生活技巧培训”部分解决的是如何控制他们的开支、如何与他人合作及如何参加工作面试。换句话说,他们要学习的最重要是怎样避免挥霍家产。

将一批南加州富翁的孩子一个个训练成资深投资家和理财专业人士,这反映了富人们更注重培育他们的未来而非缅怀过去。IFF(运作培训项目的公司)的咨询师发现这种希望在今天的富翁世界中日益普遍,因为他们将来要把亿万家财留给孩子。

“巨大的财富转移将要发生,或者说已经在发生,而接收财富的孩子们却还没准备好。”IFF的董事长道格•弗里曼说,“那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问题。”

富翁的孩子们

美国的财富潮创造了一大批富有的孩子和新一代焦虑的富翁父母。按照平均的家庭规模计算,美国的百万富翁家庭阶层大概会有400多万个孩子。他们口中的“银匙”浸泡在巨额的可支配收入和遗产中(其财富规模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波士顿大学社会福利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2002~2052年之间,将有超过15 000亿美元的财富将会转移到下一代的手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们(甚至更年轻的父母)传给孩子的。虽然经济学家们对财富转移的具体数目意见不一,但都相信过去10年的财富潮将会创造巨大的现金流,流向下一代的手中。

普林斯联合会(一个专业财富研究公司)报告显示,今天的大多数富翁计划将总财产的75%留给下一代,家产在2 500万以上的家庭打算让遗产传承下去的百分比更高,这也证明了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最富有的家庭最可能将钱留给慈善机构—并不正确。

今天的富翁对孩子也相当骄纵。由于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不够,加之手上有丰富的可支配收入,超级富翁中有将近40%的人无节制地为孩子提供资金。在这种开支的刺激下,建立在精英子女消费上的一种新经济体出现了。

高端度假村修建了五星级的儿童中心和游乐场。当身为母亲的财富教育专家艾伦•裴瑞入住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四季酒店时,发现员工给她4岁的女儿提供儿童专用浴巾,送来的现烤饼干上用糖霜写着女儿的名字。每天下午4点钟,员工都会将椰子棒冰和奶昔送往酒店的儿童专用泳池,酒店的餐厅也为孩子准备了小号的银质餐具。

棕榈滩的布里克斯酒店曾经是蓝血贵族和退休人员的度假胜地,现在也成为富有孩子的巨大游乐场。星期天的早晨,泳池旁挤满了30多岁的妈妈们,她们可以在享受香槟鸡尾酒的同时照管着自己婴儿车上的小家伙。酒店还建了一个巨型家庭娱乐中心,里面有专为孩子设计的意大利餐厅、手工制作室、电脑室、幼儿游乐区和专业保姆。

酒店同一条街上的一家叫做“贵族孩子”的儿童服装店里出售175美元一双的凉鞋,以及为少女准备的 Juicy Couture迷你裙。店主乔迪•温特勒告诉我店里卖得最快的产品是一双鳄鱼皮的Sperry牌船鞋,带鹿皮内衬和金色的打孔。价格是899美元一双。

“在游艇上穿这么一双鞋非常拉风。”他说。

私立学校的申请者也多如牛毛,导致一流的幼儿园学费都飙升到每年27 000美元。在某些城市,私立学校的每个空缺都至少有3名申请者。电视上充斥着富有的孩子放荡不羁的新闻画面,动不动就撅嘴生气的未来女继承人们一开口就要新的奔驰跑车和20万美元一场的生日宴会。帕里斯•希尔顿的参演引起大众追看电视真人秀《简单生活》,该真人秀节目记录了这个有着一对迷离双眼的性感尤物“降临”阿肯色州的一个农场“体验生活”的真实片断。MTV音乐台的《多金富家女》节目详尽描述著名服装品牌Tommy Hilfiger家族十多岁的女儿艾丽和她朋友贾米•格雷切的购物之旅。该电视台的另一档节目《我甜蜜的16岁花季》则记录了新贵们的孩子争抢“最奢华生日派对主人”头衔的过程。





下一代的迷茫(2)


这些惊人的奢侈引起了教育孩子的新问题—同时也创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兴产业。最近的一系列调查显示:财富除了为孩子提供诸多好处以外,也可能成为家庭的一个魔咒。由于不需要工作,孩子们几乎没有任何奋斗的动力。他们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具备,比如打扫卫生、管理金钱、与他人合作等等,因为他们都习惯了依赖家政人员和父母。

“当周围有人帮你处理一切事情时,一个孩子的生活真的会被改变。”艾伦•佩里,“财富桥梁”的创始人说:“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们不会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而那些技能都是奠定他们未来人生的基石。特权阻碍了孩子们健康的成长之路。金钱让人们有能力解决诸多困境,父母们或许也认为这是在帮助孩子们,但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掠夺。”

金钱的其他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心理学及教育专家桑尼亚•鲁沙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富有家庭的孩子对滥用药物和破坏规则的倾向跟贫民区的孩子们一样严重。贫民区孩子最常见的犯罪行为是跟武器和打斗有关的,而富裕孩子则更倾向于从父母和朋友处盗窃。

鲁沙还发现每5个富裕家庭的孩子中就有1个出现抑郁症倾向—这个比例比美国平均比例高得多。私立学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富裕家庭的孩子对酒精和毒品的使用率甚至比贫民区的孩子更高。这两个类别的孩子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情况:父母的“缺失”。今天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大多是在不断轮换的保姆和家政工人的照顾下长大的,很少看见父母。

“他们更可能在身体和精神上感到与父母的疏离。”鲁沙说,同时她也认为在富裕家庭的孩子的生活中,成功的压力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今日的“富人国”国民周围环绕着如此多的富人(这是该国人口扩张的一个作用力),使得他们跟社会完全脱离。孩子们生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泡沫中,他们的世界由价值17 000美元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模型和25 000美元一年的私立学校构成,而对于他们这个小世界之外的大世界(事实上,是大多数人的世界)一无所知。纽约的一个私人银行家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一个11岁的地产大亨女儿从出生就开始乘坐父母的私人飞机,在一次过生日时,她对父亲的要求是让她坐一次民用航班。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飞机啊。”地产大亨说。

“我知道,但是我想跟其他乘客一起坐一次大飞机,”她说,“我想从里面看一眼飞机场长什么样。”

洛里•斯托尔住在棕榈滩一座地中海风格的豪宅中,她最近一直被三个孩子缠着要买电子产品和玩具,因为棕榈滩全日制学校里其他孩子都有。

“他们回到家就说:‘谁谁谁昨天买了Xbox360和小人车玩具,还有一架弹珠游戏机。’我会说:‘那很好,不过不能因为你们想要就马上给你们买,你们得耐心等待,等到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才能买。’”

新贵们养育孩子的方法和老式贵族形成鲜明的对比。20世纪80年代以前,继承遗产的家庭仅限于贵族家庭,他们对亲自养育孩子的传统相当重视。他们很少谈钱,他们教育孩子要懂得保持低调,绝不能让家族蒙羞,要选择令人尊敬的职业,避开唯利是图的工作。他们给孩子灌输的观点是:贵族是有别于普通人的一个种群,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贵族父母相信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英机构—寄宿学校、夏令营、教堂、俱乐部和常春藤联盟—能将他们的孩子塑造成优雅的精英人士。(虽然这些地方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表亲、《老钱族》一书作者小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认为,寄宿学校在“前新贵时代”的富有社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我的成长阶段,我们所珍视的道德传统是基督教精神和男人气概的一种奇特融合。那时候相当重视体育运动,尤其是最痛苦的体育项目,比如说冰球和足球。这些运动都能教导我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保持耐心和坚忍。那时的寄宿学校跟今天乡村俱乐部风格的私立学校截然不同,前者简直可以说是极权主义,教育我们的理念都是:为了今后的高尚生活,你们必须忘记将要继承的所有金钱和奢侈以及自由。”

他的家族特别强调逆境对孩子的锻炼作用—虽然那些逆境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比如奥尔德里奇小时候,每个夏天都被分配了很多蓝领的工作,比如在船坞工作,在提腾山脉为一个农村电气化项目挖地渠,还在当地医院的停尸房帮忙。

“自从在停尸房工作了以后,我在朋友间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他说。

过去的贵族不希望子孙无所事事,但也反对过分努力上进。他们希望孩子们抛却俗世的一些考虑,专注于更高的精神追求,比如艺术、文化和慈善工作。在自传《生而富足》中,作者杰米•强生—强生集团的继承人写道,当他在21岁的时候问父亲自己的一生应该干些什么,他父亲(也是一个从小拥有信托基金,从来不需要工作的人)告诉杰米应该加入慈善组织,把自己的钱捐赠一些出去。当杰米拒绝了这个建议后,他父亲看起来很困惑,又建议他寻找一门兴趣爱好,“比如收集古地图之类的”。

老贵族为孩子留下家族财产的同时,并没有提供任何指导性意见。

“我们那个时代的传统是这样的:你去位于波士顿的乔特•霍尔&斯图尔特律师事务所开个会,在那儿,为你们家族工作的律师会向你解释你赖以为生的信托基金的具体条款,”阿尔德里奇说,“我们就坐在咨询师和信托专家的面前听他们的建议。简直是疯狂,我们真的没有受过任何财产教育。”

新贵们不愿意重复老式贵族们的错误,他们认为后者的教育方式孕育了无知和懒惰的贵族病。寄宿学校过时了,全日制学校逐渐取代其地位。由于大多数新贵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的工作责任感—虽然他们在物质上宠溺孩子。一次调查发现有86%的富翁父母认为“让孩子通过努力工作学会金钱的价值”非常重要,虽然只有1/3的父母鼓励孩子勤工俭学。

新贵们希望下一代也是努力的奋斗者,他们希望孩子们将来也辛勤赚钱,或者至少不会散尽家财。

教育方式改变的结果为美国社会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财富教育”市场。新贵们不愿意将自己财产的未来交到银行家和律师手中,而是把孩子送到特殊的项目中接受教育,让他们成为家族财产的称职管理人。





下一代的迷茫(3)


“财富桥梁”合作组织位于华盛顿特区,其目标客户是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的孩子,被送到这里来的孩子最小的才7岁,他们会在动物园里度过一夜,目的是观察动物园是如何运作的。大一些的孩子帮忙创立各种名目的公司,比如贺卡公司和出售柠檬饮料的小摊。在“财富桥梁”的柠檬饮料小摊旁,孩子们自己组织了“制作小组”,小组根据成本—收益理论分析到底是用柠檬原汁还是用柠檬粉制作饮料更划算。他们派“资金预算小组”监督成本管理,还成立“场地评估小组”去当地的蔬果店、街道和大型商场调查,寻找设立店铺的最佳场地。为了显示他们处于萌芽状态的贵族责任感,孩子们将所有的收益捐给了慈善机构。

由于项目太有人气,另一家针对富有孩子的大型教育机构IFF已经决定除加州的总部以外,又在达拉斯、纽约和南佛罗里达开设办公室。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为需要培训的富有孩子找寻合适的老师。IFF的学费按不同项目分为5 000美元和15 000美元两个等级,前者是适合一个家庭的单日研讨会,后者是适合15~20个孩子一起进行的周末课程。

送孩子去IFF和其他机构接受性格训练家长们也日益增多。作为财务课程的一部分,IFF也试图培养孩子们的领导能力,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并教给他们谈判技巧和基本的沟通技能。

弗里曼说:“我们并不打算改变父母的教育方式,我们要做的只是教给孩子们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比如责任、信誉、正直等这些多数家庭都希望孩子养成的品质。只不过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教育得那么成功,孩子们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方式,而且父母的榜样作用也不够充分。”

为时两天的IFF培训项目说明今天的财富教育营业只不过是试图将富有家庭的孩子转变为具有生存能力、熟悉人情世故的投资者而已。

我们父辈的财产

早上7点半,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园中,一队由路虎、宝马和奔驰组成的豪华车队驶进停车场。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面容疲倦地从车里钻出来,走进教室后,就着由健怡可乐和多纳圈构成的早饭进行自我介绍。

第一批到达的有凯尔•希尔克,一个穿着T恤牛仔裤、头发像刺猬的年轻企业家,他说自己的父亲是加州的草莓大王;提娜和丽莎,一对有着浅银灰色头发的姐妹,说她们的祖父是在地产业发迹的。一个叫提姆的高个子男孩穿着绿色Polo衫和卡其裤,说他爸爸在明尼苏达州经营一个农场:“是个相当大的农场。”他补充道。还有一对兄妹坐在教室的后排,一直在颇不耐烦地看表,他们的父亲是做文具生意的。这里是加州,教室里满是地产大亨的子女,其中也包括瑞安。还有几个孩子家里曾经做电力承包生意,后来把公司卖了。最后到的是凯斯丽和卡拉,两个浅褐色皮肤的苗条女孩,她们的家族经营着一个大型垃圾处理企业。教室里的孩子都来自财富在30亿美元以上的家庭。

课程刚一开始,老师就问他们为什么决定来参加这个项目。

一个开发商的女儿回答:“我爸爸建议我来,噢,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建议’了,有点强制的意思,他说这是我取得继承权的一个条件。”

提娜说:“我祖母说如果我来这儿上课,她会给我去拉斯维加斯旅行的钱。”

豪斯纳就这样循循善诱地讲了一堂关于家庭和金钱的课。在比弗利山庄的学校担任高级心理学家达19年之久的豪斯纳很擅长跟富裕家庭的孩子交流,尤其是关于家庭问题。灿烂的微笑、微白的头发、柔和的职业套装—豪斯纳一眼看上去就是典型的西海岸心理咨询师,让人感到愉快和鼓舞。

教室里的年轻人被分成几个小组,开始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金钱对你今天的生活有多重要?”

有一组回答:“真的很重要。”

另一组的答案:“是很重要,但并非决定我身份的东西。”

还有一组说:“对生存来说非常重要。”

还有人认为:“为了生活,你总得需要它。”

豪斯纳接着这个问题问下去:“在你的家里,钱是怎么花的?”

“用来教育、度假,还有作为控制我的一种手段。”

“奖励。”

“投资和慈善。”

“购买爱,”一组说,“就像迪斯尼乐园的爸爸,把金钱和爱混为一谈。”

“非常好,”豪斯纳说,“听见了吗?迪斯尼乐园爸爸,那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希望你们好好关注一下这个。”

她接着问下一个问题:“你们还记得你们的父亲是怎么谈钱的吗?